此種“迷拐”兒童之案件，非晚清特有，早在明末時期，洋教初行於中華大地時，便有傳聞，甚至是記載。當時，世間傳聞有迷藥拐童、采生折割之類怪異事情。明末有部反洋教之大成之作《破邪集》中就有記載，稱教方以“妖術”製造“迷人”的油水，將人引入院中，輕輕將油水紙粘貼於腦門之上，中詔者皆迷迷糊糊，如不省人事之狀，聽從清醒著之一切舉止要求。清乾隆年間，國內對此“迷拐”之說一度鬧得沸沸揚揚，國人膽戰心驚，不敢出門，甚至大亂了國人之正常生活。教士將人騙走之後，實施“剪辮妖術”，亦以“迷藥”為作案手段。此類傳聞越來越多，大量流傳下來。後來，魏源在其著作《海國圖誌》中，亦引用大量關於天主教之諸多荒誕不經的之傳說，稱洋教士用迷人藥物將人騙倒，後帶入一個秘密地方，挖出眼睛，放入鉛水中修煉白銀。到晚清，關於反洋教，“迷拐”之傳聞數不勝數，甚至有長篇累牘之記載。鹹同年間，發行量甚大的《辟邪紀實》一書中，就記載了大量關於洋教士“迷拐”兒童，實施暴力之傳聞。其所謂“正案”，有的是從當時的報刊雜誌上收錄，有的則是親耳所聽，親眼所見。關於“迷拐”案件，其中如此稱：“畫符在手上”，“隨意向小娃兒們頭上一拍”，被拍者即神誌不清，隨施拐者而去。
此次，曾國藩認為天津教案有查清之可能，是因他抓住一個名叫武蘭珍之犯，由其供詞中得到的線索。此供詞為英文原件，後被人翻譯出來，實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其中說，講堂讓他用藥拐人，這種藥物可麻醉人神經，為一種非常精細之粉末，屬西藥，裝於一個紙包內。武蘭珍供認不諱，稱曾多次施拐，此次失手，才能市民抓住。
武蘭珍之供詞中，說到他自己當年也是中了“迷藥”，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天主教堂。後又用解藥將其治醒，並說出解藥之製法：用一些甘草，一隻蟬殼和一些昆蟲用火烤幹，磨成粉，用麻油調和，即成。一劑藥用熱水煎煮，喝下之後立即清醒。此證詞可謂細致入微，甚至讓人不得不信服，而認真考據一下，或用科學的標準衡量一下，卻發現疑竇重重，無法相信此為實際。
首先，此種“迷藥”是否真的存在。根據武蘭珍之供詞，此迷藥非一般之麻醉藥物，往麵額上一貼，便可瞬間讓人神誌不清，聽從指令，甚至全完變成“傻子”，失去知覺，昏迷不醒，即與施拐者而走。像入戲特效，頃刻之間致人迷魂不醒的“致幻劑”，以當時之醫學水平與藥理知識，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其人所言之解藥，屬一種中藥合成藥物，從成分上分析亦缺乏科學根據，而迷藥之西藥配方能被中藥配方所解除，更無科學根據。
其次，武蘭珍之供認條件值得商榷。曾國藩坦言，武蘭珍之供詞是在施加嚴刑之情況下供認的，更增加了“嚴刑逼供”之嫌疑。在其日記中，甚至明確記錄了案犯身上有“跪傷”、“棒傷”、“踢傷”等用刑痕跡。當時，有洋人這樣描述清方嚴刑審訊犯人：“我不懷疑，在中國曾從許多不幸的窮人中逼出了當時流行的迷信所要求的、歸罪於洋人的招供，這其中也不一定都存在著蓄意害人的情況。當使用刑訊乃習以為常時，人們便會要求使用它，並拒不相信不受刑訊折磨時所作的供詞。另一方麵，被懷疑的人預期刑訊難熬，便急急忙忙地供認民眾輿論所宣稱他犯有的那些罪過。”總之，武蘭珍所作供詞是審案之珍貴資料，可以相信，但就真實性和合理性而論，確實需要對內容進行認真審視，酌情定奪。
曾國藩對此事越來越深入了解，而對“迷拐”與“挖眼剖心”依然處於徘徊不定的狀態。就主觀判斷而論，曾國藩有了更理性，更客觀的思考，並作出種種接近真實的判斷。他認為，“大約挖眼剖心之謠，近來各省皆有，民間習聞此說，各懷猜疑。而天主教又歸於秘密，平民莫能窺其底裏，用是愈疑愈真，遂成牢不可破之見。及確尋證據，皆影響含糊。其初入津郡，紳民攔輿遞稟百數十人，細加研求，終難指實。經此番推問士庶之心，似已稍知挖眼剖心等事空言不僅可靠”。對於“迷拐”之案，曾國藩亦處於將信將疑之狀態，他認為，“至迷拐犯供，王三雖認有迷藥，尚複旋供旋翻。此外有教民安三迷拐被獲，供認不諱，可為奸民入教、借為護符之證，而不能為教堂主使出拐之證。至仁慈堂救出婦女、幼孩百餘人，訊供皆係多年入教，送堂豢養，並無被拐情事”。
六月二十三日，曾國藩主筆奏折，聯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上奏《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辯挖眼剖心之事為子虛烏有；迷拐之事，亦是一種謠傳，不能十分相信。此外，曾國藩還準備一密片，稱社會上流傳迷拐之說不無誘因，擬定此案完結之後，請朝廷對洋人行教之條約重新修改，加以約束，但曾國藩發折之時，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發出一件照會，曾國藩怕密片內容泄露，造成清方政治上的被動，遂將其折回，隻發奏折。
密片中之內容，實為機密，不可與正是奏折同等。奏折中稱，“迷拐”與“挖眼剖心”實可疑慮，缺乏確鑿證據，不能下定論，而密片中稱，“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悖拐二人”，與奏折中稱“並無被拐情節”相左。密片中稱，“迷拐”是事，並非空穴來風，實難確保其中無有一二件，但證據尚為確鑿，不能公然宣布，即使有訊辭為佐證，亦不能說服洋人。針對教會主使教民實施“迷拐”之事，曾國藩亦給出了精辟的論斷。他認為，此關係到諸宗案件，非小心謹慎不可，並認定教民拐騙已無疑義，最後推斷稱：今教堂中教民行拐者甚多，領事們不聞不問，縱之由之，教堂主事絕無不知內情之理。此為曾國藩之真實立場，較奏折中更明確，更堅定，但此時證據，依然無法說明教民行拐為教會主使。就其字裏行間發現，“實難保其必無”，亦表達出另一種清行，即亦難保其必有，仍在或有或無之間徘徊。之後，他又給出未得確鑿證據，等等。即使是確定教會實施拐騙屬實，卻依然未有確鑿證據說明。天津教案中被審訊者，驗明正身之後皆無問題，甚至其供詞亦讓曾國藩飄忽不定。六月二十三日，曾國藩書信李鴻章，道明此事，稱“王三始終訊無確供，教堂要求過切，以非此案所重，業經解還”。此密片，是在王三供詞不能確信之情況下寫就的。是間，天津教案中所言及之“迷拐”，是晚清皇土上盛傳之“拍花”的一個版本。甚至帶今日，世麵上依然能聽此傳聞，但卻未有實見者，傳聞重重，不能撥雲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