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李鴻章準備停當，衣冠楚楚，一副嚴肅凜然之狀，疾步走進曾國藩府邸。稍等片刻，李鴻章從內室走出來，李鴻章站起身來，躬身行禮，道：“老師，今天相見，別來無恙？”曾國藩一本正經地挺胸而立，直視遠方道：“近日挺括，惟國事煩心，今見子弟，心中頗為暢快。”李鴻章退後幾步，正要開口，曾國藩一個“請”的手勢，然後慢慢坐下，直言道：“少荃，今至畿輔之地，乃外交第一要衝，今我國勢微弱，洋人同協於我為難，謀於經濟，小有錯誤，便貽害大局，你日後必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李鴻章微微一笑，低頭沉語道：“門生就是為此，前來清繳老師的。”曾國藩擄了擄胡須，輕輕一搖頭，提高嗓門道：“你既來此，必有一二定數，不妨說來聽聽。”李鴻章忙放下手中的茶盞，沉思片刻，又露出微笑，看著曾國藩深邃的眼神道：“門生也未曾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隻同他打痞子腔。”此所謂之“痞子腔”，為皖中土話，即油嘴滑舌之意。
曾國藩用嘴碰了碰茶盞，又放下，目光直視遠方，微微皺眉，深思片刻，轉身看著李鴻章，雙手交叉著道：“嗬，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李鴻章見曾國藩不以為然，站起身來，躬身行禮道：“門生信口胡言，錯了，還請老師指教。”曾國藩微微閉上雙眼，左手五指在桌上不停地敲打著，許久才道：“以我看來，還是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李鴻章心中七上八下：老師分明認為自己的痞子腔非“登大雅之堂”，麵子上實在過不去。靜下心來，認真領會老師之訓教，他發現此話實在有理，“顛撲不破”，心理上頓時有了把握。李鴻章旋即點頭稱讚：“是！是！老師說得極是！門生準遵奉老師訓示辦理。”
此番津門論道，是曾國藩與李鴻章之間最經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對話，“主講”為曾國藩李鴻章“聽課”。李鴻章認真記下，並受用一生。多年之後，李鴻章回憶起此次對話，稱自己一生洋務工作之立足點，即老師所授。憶起當年情景，李鴻章感慨萬千，流連忘返，動之以情。李鴻章認為，雖說洋務方麵老師不如我內行，但自己辦理一生洋務，未出一個亂子，皆為老師此次之訓教，獲益匪淺，受用一生。這神奇的“訓教”之辭，後人幫李鴻章總結出來，即曾國藩所提之一個“誠”字。李鴻章稱：後來辦理洋務，無論是英俄德法，我隻奉一個“誠”字錦囊，用此“誠”字訣，與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之時。古人說言“一言可以終身行”，確有其真實意義和存在理由。曾國藩一生鑽研經濟之學，對李鴻章之洋務亦產生深遠影響。
李鴻章對曾國藩之“誠”字訣外交深信不疑，甚至達到頂禮膜拜之地步，以神明之屬，於哲學述之瞻，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就實務而論，李鴻章並未完全踐行曾國藩之“誠”字訣，與人交往，尤其是與洋人往來中，多有痞子腔，而李鴻章身為曾國藩之學生、晚輩，對老師的尊敬由來已久，並在其人身上學到諸多為官做人之哲理，獲益匪淺。李鴻章為官之事也是於曾國藩幕下開始的，正是曾國藩的不斷提攜、幫助、任用，才有飛黃騰達之地步，因此，李鴻章的發跡與曾國藩息息相關。他對老師曾國藩有著莫大的尊敬，而曾國藩為官生涯涉及外交之務甚少，更不能與李鴻章媲美。此時，處理天津教案上未有出色手段，致使事態一再處於僵局之中。他的“誠”字訣未免過於冠冕堂皇，不切實際，其主要原因就是：曾國藩根深蒂固的儒家經典思想束縛，使他將外交始終置於一種封建禮教之中；另外，是曾國藩對外國列強實力之恐懼。此時，清國內弱中幹，形勢依然艱難，加之他所認為的外國人“論勢不論理”之癖性，使曾國藩很難有大的外交成就。此時，外國人既“不論理”，一味地表“誠”，實不能處理政事，更不能讓他在外交上有所作為。
外交本就是一種國家通過手段獲得利益的工作，是國際交往中最常出現的行為。外交中，不但將謀劃、敷衍、迷惑作為必要競爭手段，更將爾虞我詐視為一種外交藝術，是外交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李鴻章堅持在外交上使用“痞子腔”，即是一種“耍無賴”，玩世不恭的做派，但此“耍弄”，必有一個限製，一個範圍，是李鴻章理解的一種“痞子腔”學問，“痞”亦有道，“痞”亦有理。在此方麵的認識上，李鴻章比曾國藩更到位，更講究實用。此外，李鴻章在從政為官道路上，受儒家經典思想之影響相對較小，激進功名，講究經濟之學。
李鴻章的“痞子腔”，是將外交中滲透一種更迷惑、更狡詐的氣味於其中，甚至不失實用欺騙手段。那個時代。“弱國無外交”是一種必然，更是一種實際的需要，國家利益是圍繞著經濟利益發展的，利益目標達不到，外交家們可實用一切手段，曾國藩之“誠”字訣，未必能派上用場，或說是不合時宜的。對此，李鴻章心中似乎更有數，他之所以會認為此“誠”字訣為一生錦囊，主要是出於對老師的尊敬，或是特定情形下的特殊說法與特殊用意。
李鴻章稱自己對“誠”字訣受用一生，是在曾國藩孫女婿吳永所著《庚子西狩叢談》中講的，不無對老師的尊敬，或純客套之言。如此說來，並非否定李鴻章從曾國藩教授之知識中獲得的好處，更非論倆人之間外交思想與行為準則上形同陌路。在之後的日子，尤其是擔任“北洋通商大臣”之後，李鴻章成為一位職業外交家，處理洋務越來越多，遠非原本之三口通商大臣能匹及。自此開始，直隸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成為定例，此也是直隸總督職權擴大，並向外延伸之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