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錢在關押期間，交代這件事是老鄧指示他幹的，但老鄧推得幹幹淨淨。後來小汽車被沒收並罰了款，老錢在關押幾天後釋放了，他又恨又氣，再沒回興寶公司。事後大家議論紛紛，這件事是怎麼被發現的？是否有人舉報？是誰舉報的？有人告訴我，老鄧懷疑是我舉報的。我沒有那麼高的覺悟，這輛車是什麼時候賣的，賣給誰的，我一無所知。我憑什麼去舉報呢？興寶公司是我親自拚搏、奮鬥的產物，我對她有特殊的感情，我對她嗬護有加，絕不會因與鄧的個人矛盾而使興寶公司受到傷害。當時我還未離開興寶，即使有一天我走了，還有一批奔我而來的弟兄們靠這公司生活，養家糊口，起碼要對得起弟兄們。
從凱達公司辭工出來後，先後到過三個單位，其中東方模具廠和興寶公司給我的啟迪最深刻，別以為是特區，什麼都是一片光明，特區的人不是來自天外，不是來自真空，他們也有七情六欲，三親六故。我算看透了，有些頭頭腦腦關心的不是公司效益，而是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利，與這些人為伍，想幹出一番事業是很難的。
一九九一年春節後不久，香港朱先生在路過深圳時打電話給我說好久沒見麵了，要我去敘談敘談。朱在上年底將工廠搬到了陸河老家。實現了榮歸故裏造福桑梓的夙願。他的生意繼續火暴，員工由五六十人增到二百多人。我倆在火車站附近的晶都酒店從喝早茶到吃中飯，連位置都未挪動過。朱先生很健談，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滔滔不絕。我知道他很器重我，一九八七年曾要我辭去現有的工作，幫他管理工廠，因他的廠與蛇口工業區未建立勞務合同，我的住房、子女上學、社會保險都不好辦。我推薦了我中專的同學老李去當經理。一九九0年老李太太得了子宮癌，加上朱遷廠到陸河，老李辭職回重慶老家了。這次見麵，找我談這麼長時間是否會舊事重提，要我去幫他管理工廠呢？對此他隻字未提，他問我對未來有什麼打算？我搖搖頭，他說：
“老王，你我交往這麼多年，我認為你是個人才，你應有自己的打算，不要安於現狀，不要老是替人打工，打工是出不了頭的。在香港，像你這種人，早就應該當老板了。”
對於他的這番話，我並不感到新鮮。類似的話，以前也曾聽人說過，隻是沒有他說得這麼透徹、明了。我望著他，搔了搔頭皮：
“你這麼看得起我，我很感激，我並不是安於現狀的人，我的現狀並不好。我是個隻懂得工作，專心事業，不善於巴結上司的人。我大半生的實踐證明，像這種秉性的人在官場是吃不開的。”
我把在興寶公司的情況簡要地介紹了一下，他聽後，很是憤憤不平：
“你這個老王呀！除了幹工作、幹事業，其他什麼你都不懂，去年你去香港，我請你喝茶、吃飯，你都說沒時間，一心撲在工作上，第一次去香港連海洋公園、跑馬場都未一去看看。在我認識的內地幹部中，隻有你是這樣的。你這麼兢兢業業地做事，卻落得如此下場。你要有這種精神，為什麼不給自己做事呢？”
朱先生的這番話對我產生了強烈的震撼，自己當老板，自己創事業的念頭，終於浮現出來了。
經曆改革開放十餘年的深圳，市場經濟的許多體製和觀念已初步形成，其中最顯著的是人才流動體製，沒有什麼因素可以長期地壓製你，埋沒你。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個人與單位之間不應該結下仇和怨。你沒有理由怨天尤人，你可以辭職跳槽，自由流動，在流動中檢查和審視自己的分量，在流動中衝刷自己的汙垢，在流動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坐標，施展自己的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