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當我從山溝裏闖出來的時候，已過不惑之年。本想找個安身立命之地，一則為下一代的成長創造好的環境，二則為自己發揮餘熱了此餘生尋找一個空間，沒想過自己還會有什麼作為和成就。改革開放的浪潮衝擊著沉睡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春雷喚醒了沉睡的人們。當我們睜開眼睛時，五彩斑斕、飛速發展的世界正展現在我們的麵前。這個世界令我們困惑和自慚，令我們向往和奮起。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更是一片欣欣向榮，生機蓬勃的景象。在這麼好的時代、這麼好的環境下，我不甘落寞，不甘碌碌無為了此一生。我渴望在有生之年裏拚搏一下，也許能為社會、為未來留下點什麼。
一九九一年在香港朋友朱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壯著膽子跳進了“商海”，從此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為了不被水淹死，我拚命地掙紮、拚搏。我終於在商海中學會了遊泳，雖然遊得很吃力，但畢竟是一節一節地向勝利的彼岸前進著。
一九九四年，熊克與我合作後，增強了公司的力量。在熊克來之前，我們與三豐電子公司就有一定的業務關係。在熊克來了之後這種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擴大和深化。一九九五年三豐電子公司已成了公司最大的客戶。
三豐公司是一家港資企業，老板李先生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原來主要是生產多士爐、收音機等電子產品。一九九三年開始研製家用麵包機。一九九四年投放市場，打開了銷路。消費提供了市場，市場又引導著消費，在很短的時間內，家用麵包機受到了許多家庭主婦的青睞，成了重要的家用炊具。
一九九六年麵包機的銷售情況很好，產量大增，公司協作配套的品種和數量也突然增多了，除了軸、銷等車件外，還有衝壓模、衝壓件。員工數量也由二十多人增到四十多人、六十多人直到八十多人。由於業務發展太快，我們的工作出現了一些失誤，首先是技術管理未及時跟上，有些產品技術未完全成熟就盲目生產，比較複雜的產品未經嚴格、全麵地檢測，就給用戶送樣品，客戶在認證過程中未經小批量總裝試驗就批準大量供貨，結果出了不少廢品。第二是新員工增加太快，為了趕任務，新員工未經過基本培訓就上崗操作，給產品質量和安全生產帶來一定的隱患。第三是質量保證體係未及時加強和提高，品質管理力量薄弱，未能有效地、嚴格地控製產品質量。因質量事故而造成的損失高達三十多萬元。
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清醒和聰明起來了。針對公司的各個薄弱環節，我們及時地采取了措施，充實了力量。加強了生產管理、技術管理和質量管理，終於使以產品質量為核心的各項管理走上了正軌。為了適應客戶的需要，我們及時地增加了設備，這一年新增固定資產六十多萬元。公司的生產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單月產值最高達到一百二十多萬元。公司成立五年來，躍上了一個新台階，創造了曆史的新水平。
三豐公司一九九五年銷售麵包機才五十多萬台，一九九六年銷售了一百多萬台。年銷售金額達一億多美元，這種家用炊具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風行起來的，加拿大、美國和歐洲地區的家用麵包機就像中國家庭用電飯煲一樣。根據當時的情況曾預測：在二十世紀末期，家用麵包機的銷售前景肯定看好。正因為如此，李老板在事業上如日中天的同時，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在緊鑼密鼓地實施中，在遠離深圳一百三十公裏的博羅縣境內建設一個耗資八千多萬元的電子城。廠房和宿舍已於一九九六年上半年完成。麵包機因生產緊張還未搬遷，其他產品的生產線已陸續搬了進去。近幾年來因與三豐公司配套而嚐到甜頭的供應商也爭先恐後地搶灘電子城，占有了一席之地。三豐公司的朋友們也主張我們遷到電子城去，這樣配套更方便，關係更密切，可以得到更多的訂單。作為一個五金廠，有這麼一個靠山，有長期穩定的訂單，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我考慮的問題較多、較遠，總是遲遲不動。
一九九六年底，我叫熊克去電子城考察。他回來後將情況向我作了彙報，對於是否遷廠我們還是拿不定主意。一九九七年三月我親自去考察了一番。這電子城確實很大，占地麵積約四平方公裏。除三豐公司下屬的幾個公司外，還有其他的港資公司，有搞塑膠的，有搞壓鑄的，還有做音響的。還有一些配套小企業。這裏的最大優勢是房租、水電便宜。但這裏離城市較遠。電子城本身又沒有相應的生活娛樂設施，這意味著在這裏工作的員工業餘生活單調、枯燥，就像我以前工作的“三線”廠一樣。這樣的環境，很難使員工、特別是青年人安居樂業，除電子城外，附近沒有其他企業，從在商言商來看，如果我們把廠遷到這裏來，就隻能做三豐公司的獨家生意了。將來三豐公司內部人事更迭，產品市場發生變化，都是我們難以預料的。我回到深圳與熊克商量後，便決定按兵不動。為了不影響與三豐公司的關係，表麵上我們還是說準備搬到電子城，向三豐公司靠攏。我們演了一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現代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