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在史書上被忽略掉的帝王，他們一般是那些在政治上毫無建樹且為人十分暴虐的昏君。例如柏楊先生說的：
晉王朝第三任皇帝司馬倫，史書隻稱他的原銜‘趙王’，而南宋帝國第四任皇帝劉劭，連原銜也取消啦，直接稱他‘元凶’。這些人雖然王八蛋加三級，但評鑒是評鑒，譴責是譴責，事實是事實。你可以跳高捶胸，臭罵某君王是有史以來最壞的君王，連一條蛇都不如的君王，應該殺千刀的君王，但你不能拒絕承認他是君王。柏楊先生的頭腦，就是這麼簡單明了。傳統史學家的頭腦就非常複雜啦，像鱷魚一樣，身陷醬缸深處，隻把兩眼露出缸麵，看清政治風向，再行下口。政治既然主宰一切，拿刀的既可以一高興或一不高興，殺拿筆的，結論當然是成則王侯敗則賊。詆毀為‘賊’，仍不過癮，還要進一步把他鬥臭，舜帝姚重華先生發明的‘四凶’，不過開始草創，以後花樣翻新，直到二十世紀，更越來越勇不可當。
曆史應該是一份客觀的記錄，一篇客觀的評價，一種客觀的態度。可是在我們的君王時代，那些士大夫受到的都是正統的儒家教育。而儒家教育本身就缺乏一份冷靜和客觀。儒家的忠君思想，要求臣子對皇帝要絕對的忍耐，隻要這個皇帝還沒弄到天怒人怨，沒有令天下欲誅之而後快，就得忍著。同樣，一旦他們起兵反叛了他們的帝王，為了堵住悠悠眾口，就會狠狠地詆毀他，抹殺他，哪怕他還隻是個不足以成事的孩子。史官們終究也不過是跟在皇帝老大屁股後麵的人，也要看皇老板的眼色行事。要是萬一，這“史”沒記明白，那重則是要丟腦袋的，就是輕的也會像司馬遷一樣，被用個腐刑什麼的。基於這種種原因，我們的史官對曆史充滿了顧慮，隻能一邊瞄著皇帝的顏色，一邊小心翼翼地下筆，斟酌怎麼寫才不會惹惱了皇帝。就這樣左思右想的，一份曆史記錄的客觀性不可能不被影響。這也就演變為我們今天的“成者王侯，敗者寇”。
但在這“成王敗寇”的政治鬥爭中，曹操卻是個例外，他是西園八校尉之一。他從勇鬥董卓開始，再到打敗多路豪傑，直到統一北方，可謂戎馬一生。他所創功績頗多，就連毛澤東主席都不得不給予他正麵的評價，他說：“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中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製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製，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複、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可是在人們的心中他卻仍是奸臣，白臉小人。我們說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卻沒人細究過這個天子會不會是另一個扶不起的阿鬥。我們說他是小人，他卻是唯一一個遵循了自己諾言，沒有稱帝的梟雄。直到他死了，也隻是得個武王的諡號。直到他的兒子曹丕稱帝，才追尊曹操為魏武皇帝。也直到這時，我們的曹丞相才正了自己的名聲，被許子將在《魏書》中評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
縱觀曹操的一生，我們不禁替他叫屈，明明建立了蓋世功勳，為何落得個連“梟雄”都要人正名的下場。這不可不謂他做人的失敗。而這失敗的原因歸咎起來，可能僅僅因為他沒有稱帝，卻獨攬朝中大權。不是皇親卻對上了個姓“劉”的劉備。那麼他的一係列行為就再與忠無關，無論他的出發點是什麼，都隻會變成他為篡位尋找的理由。
曹操的兒子曹丕稱帝建魏，天下初定，原想著曹氏家族的榮光怎樣也能有個一二百年。卻不料，風水輪流轉，這回換他的子孫嚐嚐“傀儡”的味道了。曹魏王朝建國44年，皇帝多為司馬氏手中的傀儡，最後它同劉家漢王朝的命運一樣，被司馬氏的晉王朝所取代。命運的車輪緩緩地轉動著，漢魏如此，焉漏晉乎？
西晉作為一個新的政權，在它的政治體係中本應具有更加先進的成分。但是司馬家顯然善鬥、善爭、不善守。在司馬炎等幾位統治者的統治下，晉王朝不見強盛，反而日趨衰落。而到了司馬炎的兒子司馬衷成了皇帝，司馬氏的晉王朝的結局算是可以預見了。並不是預言者的未卜先知，而是這個司馬衷，他就是一個白癡。讓一個白癡當皇帝，就如同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中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