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不像絕大多數女生那樣燙發，衣飾也並不入時——那時風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則是寬袖——走上講台來的時候，表情頗為板滯。”那便是愛玲當時留給汪宏聲的印象，一個才華不凡卻沉默寡言的瘦弱小女生。
其實，愛玲的寫作才華在很早之前已經顯現，童年時代的塗鴉自不必再說，就在汪宏聲進入女校之前，愛玲已在聖瑪利亞女校年刊《鳳藻》上發表過幾篇文章，包括用英文撰寫的兩篇小品文《牧羊者素描》和《心願》。其中，短篇小說《不幸的她》刊於一九三二年《鳳藻》總第十二期上，那時，她剛剛讀初一。小說寫年輕、孤傲而愛自由的“她”為追尋獨立自主的生活四處漂泊，充滿對童年生活的懷念、對純真友情的依戀。小說寫得如泣如訴，憂鬱纏綿的筆調中透露出少女愛玲的早慧和敏感：
暮色漸濃了，新月微微地升在空中。她隻是細細地在腦中尋繹她童年的快樂，她耳邊仿佛還繚繞著從前的歌聲呢！
言為心聲，十二歲的孤獨少女筆下，更難以擺脫那份自我。從愛玲八歲到她十二歲的那幾年時間裏，她經曆了母親回國的喜悅，經曆了與母親相守的幸福，也目睹了父母的爭吵與家庭的破裂，再眼睜睜看著自己最愛的母親再度漂洋過海而去。那一切，在“不幸的她”身上得一份寄托。
散文《遲暮》發表在一九三三年的校刊上，是其母親黃逸梵的真實寫照：
燈光綠黯黯的，更顯出夜半的蒼涼。在暗室的一隅，發出一聲聲淒切凝重的磬聲，和著輕輕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誦經聲，“黃卷青燈，美人遲暮，千古一轍。”她心裏千回百轉地想，接著，一滴冷的淚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說話又說不出的顫動的口。
校刊成了張愛玲最早發表文字的一方絕佳天地，在聖瑪利亞女校讀書的那幾年，她在校刊上發表了大量的小說、散文，如《遲暮》《秋雨》《論卡通畫之前途》《心願》《牛》《霸王別姬》等，引起了校內師生們的廣泛注意。
一九三七年發表的《論卡通畫之前途》不僅寫得文采斐然，也顯示了愛玲非同一般的遠見卓識：
卡通的價值決不在電影之下。如果電影是文學的小妹妹，那麼卡通便是二十世紀女神新賜予文藝的另一個可愛的小妹妹了。我們應該用全力去培植她，給人類的藝術發達史上再添上燦爛光明的一頁。
她的預言真準。在上世紀末，影壇上的卡通片《花木蘭》《大鬧天宮》的確引起了巨大轟動。
為了進一步增強學生中文寫作的熱情、提高寫作水平，汪先生利用一個名叫國光會的組織，發動出版一種32開本的小型刊物，名為《國光》。他們請張愛玲出任編者，卻被她拒絕，她隻願意在上麵發表作品。在那期間，兩篇小說《牛》和《霸王別姬》曾引起校內轟動。
一九三六年發表在校刊《國光》第九期上的《霸王別姬》，其行文技巧之成熟，使全校師生為之吃驚。汪宏聲先生上課時大加讚賞，說其與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較，簡直可以說有過之無不及。編者在“編輯室談話”中也做了高度評價：“愛玲君的《霸王別姬》用新的手法、新的意義，重述了我們曆史上最有名的英雄美人故事，寫來氣魄雄豪，說得上是一篇‘力作’。”
《霸王別姬》何以如此受寵？
在傳統的中國京劇舞台上，我們會更多地把虞姬看成一個悲劇殉情角色；但愛玲筆下，虞姬的死則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多了一份理性色彩，這是一個清醒、自尊的女性形象。在那裏，虞姬不再是傳統戲台上那個柔情似水又剛烈萬般最終為霸王殉情而死的女人，而是為“實現自己的價值”將一把精致的小刀抽出刀鞘，深深地刺進了自己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