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等苦尋，終得以重操舊業。《今日世界》雜誌找她約稿來了。兩部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與以往的約稿不同，這次是命題作文，由對方提供故事大綱，自己編寫具體情節和人物。對方要求用英文寫作，這對英文底子頗厚實的愛玲原不是什麼難事，可還是很費了些工夫。
《秧歌》寫好了，交給授權者過目，對方嫌篇幅過短，說那樣的小說恐怕沒人願意出版。愛玲隻好再拿回來重新擴充，又加進去三分之一的篇幅，這才在《今日世界》雜誌上連載。後來，愛玲又將它譯成中文，於一九五四年出版單行本。三個月後，《赤地之戀》也出版了。
在愛玲的創作生涯中，這兩部小說的創作可謂最曲折糾結，也是爭議頗多的兩部作品。盡管這兩部作品後來曾得到胡適的極力推崇，繼而引來張愛玲與胡適一段珍貴的友情，但這兩部作品是愛玲創作史上的“滑鐵盧”的事實仍然不可否認。題材上的反共傾向，寫作技巧上的致命硬傷，昔日的文學天才，為五鬥米折腰了。
愛玲渴望遠離政治，可最終還是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這大約是她始料未及的。
一向對她欣賞備至的柯靈在讀到她的這兩部作品時，曾經不無痛心又毫不客氣地這樣批評：
《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煩，屢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舊式店鋪裏掛的“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張愛玲一九五三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杆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裏不存在什麼秘訣，甚至奇跡！
這樣一段批評對今天的寫作者來說仍有著振聾發聵的作用，不知道當時的愛玲讀後作何感想。這兩部小說，她後來也不願意提及卻是真的。
“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的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不到張女士身上！”當年愛玲在上海文壇最紅火的時候，著名翻譯家、文學評論家傅雷曾化名迅雨寫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文中，他對《金鎖記》的文學技巧給予高度評價，同時也對她的《連環套》給予嚴厲的批評。那時，傅雷以一位文化前輩的姿態來關注愛玲，才說出了那番話。
不幸，真被他言中。愛玲在上海文壇上演繹了一段傳奇卻在香港遭遇了她的“滑鐵盧”。《秧歌》《赤地之戀》出版後幾乎無人問津。那樣的現實大大地打擊了她。
而且，愛玲也慢慢發現，香港並非她渴望的精神淨土，在香港的幾年裏，盡管她深居簡出，卻還是不斷有熟悉的人擾到她。
苦等苦尋，終得以重操舊業。《今日世界》雜誌找她約稿來了。兩部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與以往的約稿不同，這次是命題作文，由對方提供故事大綱，自己編寫具體情節和人物。對方要求用英文寫作，這對英文底子頗厚實的愛玲原不是什麼難事，可還是很費了些工夫。
《秧歌》寫好了，交給授權者過目，對方嫌篇幅過短，說那樣的小說恐怕沒人願意出版。愛玲隻好再拿回來重新擴充，又加進去三分之一的篇幅，這才在《今日世界》雜誌上連載。後來，愛玲又將它譯成中文，於一九五四年出版單行本。三個月後，《赤地之戀》也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