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玲的創作生涯中，這兩部小說的創作可謂最曲折糾結，也是爭議頗多的兩部作品。盡管這兩部作品後來曾得到胡適的極力推崇，繼而引來張愛玲與胡適一段珍貴的友情，但這兩部作品是愛玲創作史上的“滑鐵盧”的事實仍然不可否認。題材上的反共傾向，寫作技巧上的致命硬傷，昔日的文學天才，為五鬥米折腰了。
愛玲渴望遠離政治，可最終還是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這大約是她始料未及的。
一向對她欣賞備至的柯靈在讀到她的這兩部作品時，曾經不無痛心又毫不客氣地這樣批評：
《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煩，屢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舊式店鋪裏掛的“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張愛玲一九五三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杆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裏不存在什麼秘訣，甚至奇跡！
這樣一段批評對今天的寫作者來說仍有著振聾發聵的作用，不知道當時的愛玲讀後作何感想。這兩部小說，她後來也不願意提及卻是真的。
“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的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不到張女士身上！”當年愛玲在上海文壇最紅火的時候，著名翻譯家、文學評論家傅雷曾化名迅雨寫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文中，他對《金鎖記》的文學技巧給予高度評價，同時也對她的《連環套》給予嚴厲的批評。那時，傅雷以一位文化前輩的姿態來關注愛玲，才說出了那番話。
不幸，真被他言中。愛玲在上海文壇上演繹了一段傳奇卻在香港遭遇了她的“滑鐵盧”。《秧歌》《赤地之戀》出版後幾乎無人問津。那樣的現實大大地打擊了她。
而且，愛玲也慢慢發現，香港並非她渴望的精神淨土，在香港的幾年裏，盡管她深居簡出，卻還是不斷有熟悉的人擾到她。
與她曾在上海有過交往的女作家潘柳黛路過香港時就曾以很不客觀的言辭寫過有關她的文章，對她多有攻詰曲解。那讓愛玲很惱火也很無奈。加之以前愛玲做慣了自由職業者，在香港美國新聞處的公務員生涯於她是格格不入的，她越來越覺得自己與香港生活的不和諧。
在香港，愛玲又做了一個短暫的夢，夢醒時分，是更加濃重的蒼涼。香港已非她的福地，她隻得再次啟程，前往更不可測的未知……
愛玲是果敢清絕的，盛開時熱烈，凋零時也不拖泥帶水。人生關鍵的當口，說放下就放下，欲轉身便轉身。
多少人將此視為她的特立獨行，我卻獨賞她的那份勇敢。愛玲的華麗傾城，不僅僅是她的文字和愛情，還有她對人生的態度。
風雨如晦，前路漫漫。她被命運無形驅趕，但她從不會束手就擒，甘做命運的俘虜。將所有的柔情女兒狀收進箱底，一隻行囊相伴，便頭也不回地闖入雨中，去開拓新的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