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在他的《藝術論》中揭露了權力階級所津津樂道的這種現代藝術的迷信。在書中，托爾斯泰用嚴厲的詞句，揭發出這種現代藝術的可笑、貧乏、虛偽及腐朽墮落之處。他將其全盤否定，徹底搗毀，就好像兒童毀壞玩具一般地興高采烈。托爾斯泰的這些批評往往很詼諧，也不乏出現一些比較偏執的見解。如同打仗一樣，托爾斯泰使用各種武器隨意亂擊，根本不注意他所抨擊的對象的真正麵目。就好像在所有戰爭中都會發生的那樣，常常他攻擊的對象其實是應該保護的人，如易卜生和貝多芬。但是托爾斯泰具有衝動的性格，在行動之前根本不願意花費時間去深思熟慮，也因為他的熱情使他往往看不到自己理虧的一麵，或許還有他的藝術修養不充分的緣故。
除了瀏覽文學方麵的書籍之外，他對現代藝術沒有什麼其他的認識了。這位鄉紳，四分之三的生活時間都消磨在莫斯科近郊的鄉村中。自1860年之後就沒有來過歐洲，他根本接觸不到什麼歐洲繪畫和音樂。而且除了對他創辦的學校感興趣外，他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他隻是通過一些道聽途說的話和毫無根據的引述來認識繪畫這門藝術，他將皮維斯、馬奈、莫奈、勃克林、施圖克、克林格胡亂地歸入頹廢派。他欣賞布雷東和萊爾米特，因為他們很善良。但他看不起米開朗琪羅，他也不覺得倫勃朗是一位描寫心靈的畫家。而對於音樂，他稍微有點兒認識，但並沒有深入地理解，隻是停留在他童年的印象中，也隻是知道19世紀40年代的幾位古典派作家，之後的作家他一點兒都不知道了（除了柴可夫斯基，因為他的音樂曾使他哭泣）。他同樣看不起勃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勞斯，他甚至教訓起貝多芬。在批判瓦格納時，隻聽過一次《西格弗裏德》便自以為認識了他的全部，而且他還是在演出開始以後才進的場，第二幕也隻是看了一半就離場了。
關於文學方麵，他的知識相對來說較為豐富。但不知由於什麼奇怪的原因，他竟不去批判他所熟悉的俄國作家，而居然去對外國詩人評頭論足，他們的思想和他的相差極遠，他也隻是不屑地隨手翻過他們的作品而已。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性格也變得越來越武斷了。他甚至寫了一整部書去證明莎士比亞“不是一個藝術家”。
“他可以成為任何角色，但他絕不是一個藝術家。”
這種肯定真是讓人佩服！托爾斯泰對此毫不懷疑，也不允許別人討論。他始終認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裏。他會對外說：“《第九交響曲》是一件使人聽後精神分裂的作品。”
或者這樣說：“除了巴赫著名的小提琴調和肖邦的E調夜曲，以及從海頓、莫紮特、舒伯特、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選出的十幾件作品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應該遭到排斥與蔑視，它們簡直就是具有分裂性格的人創作出來的作品。”
或者他也會這樣說：“我將證明莎士比亞連一個四流的作家都不如。並且他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去描寫人性。”
即使世界上其他人都不讚同他的意見，但卻不能阻止他。
他高傲地寫道：“我的見解不同於歐洲所有對莎士比亞的見解。”
托爾斯泰認為所有的人都在撒謊，他感到謊言無所不在。越是普遍流行的觀念，他越要加以攻擊。他總是不相信並猜疑一切，就像他談到莎士比亞的光榮時，說道：“這是人類經常會感受到的一種影響，諸如中世紀的十字軍，相信妖術，盲目地追求方士煉丹之術一樣。這種影響像傳染病一般，人類隻有在擺脫了這些影響之後，才能看清他們深受這種影響時的瘋狂狀態。隨著報紙行業的發展，這些傳染病更為猖獗。”他還把“德雷福斯事件”作為這種傳染病的一個例子加以說明。他一向反對世間的不公平，保衛著所有受壓迫的人，但他講起這個事件時竟表現出一種輕蔑的淡漠態度。“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從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僅是普通的世人，即使連法國軍界也從來沒有注意過這個事件。”後來他又說道：“大概要數年以後，人們才會從迷惘中醒悟過來，發現他們其實並不確切地知道德雷福斯是否真正有罪。但他們有比這更重大，更直接的事情需要去關心，沒有多餘的精力再去關心這件事。”
這個例子可以明顯地證明，托爾斯泰對於謊言是深惡痛絕的，他本能地排斥那些“精神傳染病”。他自己也知道這樣做不好，但卻沒有辦法克製自己。托爾斯泰這個能夠洞察心靈的明眼人，竟然在一種不可思議的盲目性的引領下，將《李爾王》稱作“拙劣的作品”。還把高傲的考狄利亞李爾王的女兒，一個模範的孝女稱為“毫無個性的女人”。
但也得承認，他很清楚地看到了莎士比亞的若幹缺點，而我們一般的人卻不敢真誠地講出這些缺點。例如，在詩句的雕琢方麵，無論是熱情的傾訴，還是表現英雄主義，或僅僅是簡單地敘述，莎士比亞都使用一種矯揉造作的語言。對此，我可以完全理解，托爾斯泰是所有作家中最缺少文學氣質的一個，因此他對於最具有天才的人的藝術，自然是沒有多少好感的。但他根本沒有必要耗費時間去講別人所不懂的東西，而且批判這個跟他完全不相幹的世界，毫無價值。
如果想要從這些批判中去了解那些外國文學，是毫無意義的。但如果我們要在其中探尋托爾斯泰的藝術奧秘，那麼，它的價值則是不可估量的。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偉大的天才對什麼事都能做出公正無私的評判。當瓦格納或托爾斯泰在談起貝多芬或莎士比亞時，他們所談的並非是貝多芬與莎士比亞，而是在談論自己，闡述自己的理想。他們根本不打算欺騙我們。托爾斯泰並沒有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去批判莎士比亞，甚至責備莎士比亞的藝術過於客觀冷靜。這位《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對於那些德國批評家倒是手下留情，僅僅批判他們在歌德之後才發現了“藝術應當是客觀的，也就是應當在一切道德價值之外去表現故事，而不是出於一種宗教的目的”。托爾斯泰對持這種理論的人，沒有表現出很輕蔑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