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革命，將是一場把人類從暴力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革命，而這場革命應當在俄國開始。確實它也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要選擇俄羅斯民族呢？首先因為在俄羅斯，少數富人獨占土地，數百萬人民過著最殘忍的奴隸生活，這種現狀蘊藏著爆發革命的危機。還因為，俄羅斯民族比其他任何一個民族更切身感受到這種社會的不公平現狀。另外俄羅斯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能體會基督教教義的民族，而即將爆發的新革命應當以基督的名義，來實現團結與博愛的原則。而這種原則的實現必須依據無抵抗主義，而無抵抗一向是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羅斯民族對於當局，總是和歐洲別的國家抱有不同的態度。他們從來不和當局爭鬥，也從來不參與政府，因此也不會跟政府同流合汙。他們認為參政是應當避免的一樁罪惡。相傳俄國人曾祈求瓦蘭人來統治他們。大多數的俄國人素來寧願忍受暴力行為，也不願對此做出回應。他們永遠是屈服的……”
但自願的屈服和奴隸般的服從是截然不同的。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屈服，而且他隻能無抵抗地屈服於暴力，但他絕不能服從或承認暴力的合法性。”
此時的托爾斯泰正目睹了一個民族的無抵抗主義的壯舉，因此激動地寫下了這些文字。那是1905年1月22日，在聖彼得堡發生的流血示威運動，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在教士加蓬的帶領下，任由軍警開槍射擊，沒有一聲仇恨的呼喊，沒有做出任何自衛的反抗。
在俄羅斯，托爾斯泰被人們稱為“頑固派”的老信徒，他始終拒絕承認政府權威的合法性，並不顧一切迫害，頑強地對國家采取和平抵抗的原則。此外，各個省、各個民族，那些並不認識托爾斯泰的，也對國家實行這種絕對的和平抵抗原則。如1898年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1905年古裏的格魯吉亞人。這些運動對於托爾斯泰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他對這些運動產生的影響。他將這些運動寫進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作品中喊出了舊俄羅斯民族的呼聲。
他對於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去實踐他主張的人們，抱著十分謙虛謹慎的態度。對於杜霍博爾人、格魯吉亞人，和那些逃避軍役的人，他完全沒有教訓的口吻。
“凡是不能經受住任何考驗的人，是沒有資格來教訓那些正在接受考驗的人。”
他請求那些“因為他的言論和文字而招致痛苦的人”，寬恕他。他從不鼓勵一個人拒絕服兵役，因為服不服兵役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如果他正遇到一個猶豫不決的青年，“他總是勸他接受軍役，如果思想上不抵觸的話，最好不要拒絕服兵役”。因為，托爾斯泰認為，如果一個人猶豫不決，是因為他的思想還沒有成熟，“多一個軍人終究要比多一個偽善者或背叛者要好得多，那些自不量力的人很容易陷入偽善與背叛的境地”。
托爾斯泰認為貢恰連科拒絕服兵役是受到了自尊心和虛榮心的驅使，而不是單純地出自對上帝的愛。他寫信給杜霍博爾人，讓他們不要為了驕傲和對輿論的顧忌而堅持他們的抵抗，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把他們孱弱的妻兒從痛苦中拯救出來，沒有人會因此而責備他們”。隻有當基督精神在他們的心中紮根的時候，他們才應該繼續堅持下去，因為隻有這樣，他們才會從痛苦中找到樂趣。在一般情形下，他總懇請那些受著壓迫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要斷絕與迫害他們的人之間的感情”。就好似托爾斯泰在寫給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即使古代的希律王那麼殘忍，但我們也要愛他。“你說：‘人們不能愛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我們都應當愛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愛他，我會痛苦，我將沒有生命。”
這種愛是純潔的，熱烈的。托爾斯泰已不能滿足於福音書上的那句名言，“就好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你身邊的人”，因為這句話裏包含了自私的成分。有些人認為，這種愛太寬泛了，將人類自私的感情擺脫之後，愛不就變得更加空泛了嗎？托爾斯泰是最厭惡這種“抽象的愛”的。
“今日最大的罪過，就是人類抽象的愛，就是愛一個離自己很遠的人……愛我們所不認識的，和那些永遠遇不到的人，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啊！我們不用去犧牲什麼，同時也會對自己感到十分滿意！這真是自欺欺人啊——不，我們應當愛我們身邊的人，愛那些和我們一起生活的人，也愛那些給我們生活造成阻撓的人。”
大部分研究托爾斯泰著作的人都說他的哲學和他的信仰並不是獨創的，這說得很對。這些思想太美了，具有永恒的價值，決不像那些一時流行的風氣……也有人說他的哲學和信仰是烏托邦式的，這也有一定道理。它們是烏托邦式的，如福音書一般。一個預言家首先是一個理想者，他那永恒的生命，在塵世時即已開始。托爾斯泰既是一位頭戴光環的藝術家，也是這個時代的一位預言家。當他出現在我們麵前時，我覺得，這比在世界上多了一種宗教或多了一派哲學更為特殊，也更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見這偉大靈魂出現的奇跡，看不見這瘡痍遍布的世界上那無邊的博愛，那這個人真可說是一個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