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很多事情都改變了。他對革命黨人的看法有了轉變，他對於無抵抗主義的信心也有了絲毫的動搖。在《複活》中，聶赫留朵夫和政治犯們進行交往，足以證明他對於俄國革命黨的看法已經改變了。
他一直反對這些革命黨人，是因為他們很殘忍、隱藏自己的罪行，並且自滿和虛榮。但當他近距離地觀察這些人時，當他看到當局是如何對待他們時，他懂得了他們的無奈，他們毫無辦法，不得不這樣做。
他佩服他們崇高的責任感，為了這份責任，他們可以犧牲自己。
自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開始擴大，從知識分子出發，波及了民眾之中，並牽扯了成千上萬的窮苦受難者。軍隊的前鋒在托爾斯泰住所的窗下列隊而過。《法蘭西水星》雜誌所發表的3篇短篇，是托爾斯泰晚年時最後作品中的一部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情景引起了托爾斯泰巨大的痛苦和惶惑。一隊隊質樸虔敬的巡禮者走過圖拉田野的情景已經不複存在了。此刻這田野中，是無數的饑荒者在彷徨流浪。他們每天都源源不斷地湧來。托爾斯泰和他們談話，發現他們胸中充滿著強烈的憤恨之情，他們不再像從前那樣把富人當作“通過施舍來修煉靈魂的人，而是將那些富人視為強盜，喝著民眾鮮血的暴徒”。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受過教育的、破產以後鋌而走險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將來現代文明的野蠻者，將做出如匈奴與汪達爾族對古代文明所做出的那些野蠻事，隻不過這些並非是在沙漠和森林中出現，而是在城郊的村落和大路上。”
亨利·喬治曾經就這樣說過。托爾斯泰對其加以補充，說：“汪達爾人在俄羅斯已經做好了準備，在我們如此富有宗教情結的民族中，他們將顯得格外可怕，因為我們不懂得適可而止，並且行為規範和輿論不像歐洲那麼發達。”
托爾斯泰經常收到一些反叛者的書信，抗議他的無抵抗主義，他們宣稱，對於一切政府和富人向民眾所施行的暴行，隻能報以“複仇！複仇！複仇”之聲。我們不知道托爾斯泰有沒有回信譴責他們，但在幾天之後，當他看見在村莊中，無情的官吏掠奪窮人家的牛羊和炊具根本無視他們的苦苦哀求時，他也不禁對這些冷酷的官吏喊起了複仇的口號，這些劊子手，“隻知道販酒獲取盈利，教唆殺人，判罰他人流放、下獄，服苦役，或絞死——這些家夥，全都認為在窮人家裏抓去的牛羊布匹，更適合用來蒸餾酒精毒害人民，更適合用來製造殺人的武器、建造監獄，尤其更適合和他們的助手們分贓花用”。
這真是件悲苦的事：當一個人整整一生都在期待世界充滿愛時，卻看到了這些可怕的景象，他很惶惑，很痛苦，很悲憤，但沒有任何辦法，不得不閉上雙眼。更為慘痛的是，像托爾斯泰那樣具有真正良知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生活和他的主張是不一致的。
在此，我們觸及了托爾斯泰晚年時最痛苦的一點，而對於這一點，我們應當以溫柔的手輕輕地撫摩他。因為托爾斯泰曾想努力不讓別人發現這痛苦，這痛苦不隻屬於已逝者，那些他所愛的和愛他的人們也同樣有著這樣的痛苦。
托爾斯泰身邊最親近的人，他的妻子和兒女始終不能理解和接受他的信念。我們已經知道，他的妻子勇敢地分擔了他生活和藝術的工作，而對於他放棄藝術信仰，去選擇一個她所不了解的道德信仰，她感到了深切的痛苦。托爾斯泰看到連自己最親近的妻子都不了解他時，感到了跟她同樣的痛苦。
托爾斯泰寫信給丹奈洛摩說：“我深切地理解了下麵這句話：丈夫和妻子不是兩個分離著的生物，而是一個整體。我熱切地希望，把我借以超脫人生苦惱的宗教意識，傳遞一部分給我的妻子。我希望是由上帝幫我傳遞給她，而不是由我，雖然我明白作為女人是很難接受這種意識的。”
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愛著這個“和她結合為一”的人，愛他仁慈的靈魂，愛他純潔的心地，愛他坦率的性格。她看見“他走在群眾的前麵，指引著人類應走的道路”。當東正教的最高會議開除托爾斯泰的教籍時，她勇敢地為他辯護，聲稱她將分擔她丈夫所遇到的所有危險。但她卻不能勉強自己去相信她從不相信的事情。托爾斯泰也很真誠，不願意強迫他的妻子假裝相信。因為比起不信仰和不愛，托爾斯泰更憎恨虛偽的信仰和愛。因此，他不會強迫自己的妻子因為他的信念而改變她的生活，甚至犧牲掉她和兒女們的前途。
托爾斯泰和他兒女們之間的隔閡似乎更深。勒魯瓦·博利厄氏曾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見過托爾斯泰，說“在餐桌上，當父親說話時，幾個孩子們竟表現出一種不耐煩和不信任的神情”。他的3個女兒稍稍受到了他信仰的觸動，但其中他最愛的瑪麗亞，那時已經去世了。他在家人中間，精神上是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理解他的“僅有他最小的女兒和他的醫生”。這種在精神上與家人的疏離讓托爾斯泰倍感苦惱，除此，那些沒有必要的世俗的交際活動也讓托爾斯泰感到苦惱。世界各地到處都有人來拜訪他，他非常討厭那些美國人，認為他們都是一些追逐時髦的輕浮之士。
還有他還不得不過上一種表麵上的“奢侈”生活。其實，根據那些到過托爾斯泰家裏的人的敘述，這種“奢侈”的生活並不名符其實。他的家裏，家具十分簡單，在臥室裏，隻放著一張鐵床，其他什麼都沒有！但即便是這樣的生活狀態，也成為他的負擔，讓他苦惱不已。在《法蘭西水星》上發表的第2短篇文章中，他悲苦地將社會的慘狀和他自己家中的“奢侈”作了對比。
1903年時，他這樣寫道：“我的活動，也許對若幹人來說是有益的，但現在它已經喪失了大半的重要性，因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傳的主張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