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掙紮中的和平
再次客居英國
到英國的最初幾年，我很少覺得自己是在流亡。因為風雨飄搖中的奧地利依然繼續存在，我沒有被驅逐，行動仍舊自由。我還是那裏的公民，自然隨時都可以回家。那種可怕的、常人永遠無法體會到的、失去祖國的噩夢還沒有開始。我不知道會在倫敦住多久，不過，我又可以從事自己的創作，又可以維護自己的人身和內心自由了。由於一切財產似乎都成了負擔，所以我隻租了一套簡單的公寓。兩個壁櫥裏藏了少量書籍，房間裏剛好放下一張寫字桌。這樣，我這個腦力勞動者所需要的一切算是齊備了。當然，要是有客人來，那就沒有地方了。我的生活無意間已變成了臨時性的，也沒有什麼長遠打算。
我對詳細講述有關1934～1940年自己在英國的情況一直猶豫不決。在英國，我處處小心謹慎，因為我不善於克製內心的情感，所以斷絕了一切社交活動。當他們談論時局時，我這個外國人從不會參與其中。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隻是那美麗島國的一個客人，如果我依據可靠消息指出希特勒帶給世界的危險，他們也隻會認為那是個人的看法。當然，對眼前那些明顯的錯誤保持沉默，實在很困難。看到坦誠、忠心、道德高尚的英國人一再遭受蒙蔽，是多麼令人傷心啊！從柏林回來的旅遊者對那裏的秩序和設計新秩序的大師讚不絕口，卻不知他們的參觀訪問都是預先安排好的。英國人逐漸認為那位新領袖“要求”建立大德意誌帝國是有道理的。我對在英國人和他們的領導中存在的那種被人誘騙的天真和高尚的輕信滿懷焦慮，因為我曾在自己的家鄉親眼看見過衝鋒隊員的嘴臉。不過，我盡量避免與別人交談，避免任何公開的行動，無聲無息地生活在那間“鬥室”裏。因此，今天我沒有權利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去描述英國。當然，後來我不得不承認，在戰前我從未真正認識到英國最深沉、最內在、隻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會表現出來的力量，那時，我就更覺得無權去描述它了。
由於作為一個外國人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任何公開場合。所以在英國，我也沒見到多少作家。與我剛有接觸的約翰·德林克沃特和休士·沃爾波爾兩位作家不久便去世了。不過，我見到過蕭伯納和H.G.威爾斯這兩位在英國享有盛譽的大人物間的一次私下成見極深、但表麵上文雅得體的爭論，那個場麵真令人難忘。兩位大作家相互問候時，像是半開玩笑似的嘲弄對方，任誰都能感覺到他們之間那種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我事先並不清楚造成他們之間那麼深的隔閡的原因，所以當時既尷尬又好奇。他倆半個世紀前都曾在“費邊社”為當時尚且年輕的社會主義並肩戰鬥過。但之後便都按自己獨特的個性發展，彼此間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遠。威爾斯堅持積極的理想主義和對人類未來的美好憧憬；而蕭伯納則逐漸用懷疑、嘲諷的眼光審視當代現實和未來。我很快感到，威爾斯來這裏不僅是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談話，更是為了一場原則性的爭論。正因為不知道有關那次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氣氛有些緊張。那兩個人的每一個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話，都表現出一種傲慢而又相當認真的好鬥情緒。然而，高才智的人之間發生摩擦是十分難得的。那場爭論使我大開眼界。我可從未在喜劇裏聽到過那麼精彩的對話藝術。因為他們的對話藝術並不是有意要追求什麼戲劇效果，而是自然而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