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芳齡八歲，弟弟六歲，除了爸爸被關起來之外，我們有著許多令人喜愛和羨慕之處。我們聰明，潔淨，禮貌得體，性格開朗活潑，在學校裏都是品學皆優的學生。我們兩個走出去，真是人見人愛。左鄰右舍也拿我們作為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樣。
盡管年紀還小，我和弟弟本能地會利用自己的魅力，沒過多久我們就跟看守爸爸的那些人混得很熟，還有一些在校園裏很活躍很出風頭的紅衛兵，他們也非常喜歡和我們一起玩，讓我們叫他們哥哥姐姐。他們刷大字報、表演節目、搞臨時批鬥會，時常有一些新花樣，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是那時候當之無愧的校園明星。
在那個講出身的年代，他們個個都根正苗紅，父母不是工人就是農民，不沾“封、資、修”一點邊兒，所以他們連腰板挺得都比別人直。就在我爸爸被打得最厲害，關押地點老是變換的時候，我和弟弟隻要出門和“哥哥”、“姐姐”們玩上一會兒，他們就會告訴我們他們所知道的情況，有時候他們甚至會為我們去打聽一些消息。他們對我們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樣，很友善，很親切，從來不防範我們，也從來不歧視我們。他們比我們大好幾歲，卻並不居高臨下，相反，和我們越來越好，情同手足。
忽然有一天在校園裏就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他們畢業了，離開了學校，各奔東西。根據當時的情形，他們絕大部分都上山下鄉了，成了新一代的農民。他們是命運坎坷的一代人，一生之中經曆了許多共同的難關。直到1977年恢複高考，他們當中極少的一部分有幸考上大學，從此走上了另一條人生之路。而那些沒有考上大學的，盡管最終也紛紛離開了農村，重新回到了城市，但因為受教育的欠缺，隨著社會轉型，他們需要適應和麵對的很多。他們普遍都屬於中低收入階層，做著技術含量不高又很辛苦的活兒，其中某些人還可能成了下崗職工。而在他們不計較階級成分和我們玩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個個出類拔萃，被看作是革命的紅色接班人，是未來社會的棟梁和希望。
給爸爸送飯這件事還是引來了壓力，壓力是來自學校的。有一天早讀課剛完，班主任老師突然在班上不點名地說有人給反革命的父親送飯，這就是同情反革命，沒有階級立場，等等等等。她神色嚴厲，義憤填膺，麵孔紅紅的，一口氣說了很多。她講話的時候並沒有一直盯著我，但她鋒利的目光一遍遍地從我的臉上掃過，讓我羞愧難當，無地自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