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是在著力營造一個純粹而又無望的世界。就汪曾祺來說，有些事，確實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為不知”。這不是露餡，也不必藏拙。世界廣袤無垠，世事錯綜如麻，哪能總是“三下五除二”般爽利幹脆，水一落，石就出？更不可能像是打了雞血，亢奮異常，以為真理在握，所向披靡，鏗鏘鏗鏘。
王蒙說，凡把複雜的問題說得小蔥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皆不可信。
汪曾祺說，不能像《阿詩瑪》裏所說的那樣：吃飯，飯進到肉裏；喝水，水進了血裏。
當然，也可以說，這是因為底氣不足、信心不滿。21歲時，他寫有《匹夫》，其中有這麼一句：“我派定他姓荀，得他姓荀了。我居然能隨便派定人家姓氏，這不免是太大的恣意。”
姓荀就姓荀了！怎麼著吧！
——1948年11月30日，他在給老友黃裳的信中寫道，自己到了北平，買了一包“中國煙絲”，囤積了“華芳”牌。感覺這在北平是很奢侈的事，每抽上一口，頗有些不安，“婆婆媽媽性情亦難改去也”。
挺有自知之明的。
還得承認，有些事，原本是應該知道的，但故意說不知道，屬於藝術處理。
《小學同學》，寫了個叫徐守廉的，小學畢業就輟學了，子承父業，在棺材店裏學手藝。“我”覺得這不是個好事，“為什麼不好呢？我也說不出來”。
“汪曾祺或許認為以徐守廉的聰慧，將來必可大有作為，在村鎮裏當一名棺材匠，簡直是把他埋沒了。但是作者沒有把這些話寫出來，隻是讓文中那股淡淡的憂傷來感動讀者。”方星霞在《京派的承傳與超越——汪曾祺小說研究》中是這麼分析的。
不過也隻是揣摩，“或許”而已。
歌唱：“女孩的心思你別猜，你猜來猜去也猜不明白。”
作家的心思怎麼猜得著？
不過，有些事，想想法子還是可以“鬧得清”的。比如，《我的家鄉》，汪曾祺說高郵為秦代始建，故又名秦郵。外地人或以為這跟秦少遊有什麼關係，“沒有”。
很幹脆，不含糊。
但這算是特例。多數時候，還是懶漢持家，真心不想往深處探路，用不上，也犯不著，沒有多大的必要，幹嘛要較那個勁，吃飽了撐的，人生苦短，難得糊塗，姑且這般，你說怎麼著，何必呢，井水犯了河水，河水也犯了井水，哪是井水，哪是河水，傻傻分不清楚，就這樣了吧，愛誰誰。
“？”，為何總是想著要拉直，成一個“！”？就不要用蠻力、用巧勁了， 人家好好的，幹嘛要大動幹戈？
依照汪曾祺的性情，恨不得蹲下身，閑聊起來：小問號同誌，今年多大了？
《紫薇》，白居易有詩雲：“紫薇花對紫薇郎。”紫薇郎是唐代官名，即中書侍郎。這句詩，使人覺得有點羅曼蒂克，汪曾祺說，“其實沒有”，如果還是產生了一點羅曼蒂克的聯想，怎麼辦？汪曾祺的態度是，“也可以”。
不攔著。
《〈茱萸集〉題記》，說他取茱萸為集名時，腦袋裏想著的是“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有點兒懷舊的情緒，但這和小說內容沒有直接關聯。不過，如果讀者於此有所會心，“自也不妨”。
悉聽尊便。
這個態度在汪曾祺這裏是淵源有自的。
1940年的小說處女作《釣》，講了一個傳奇故事。說有個畫畫的，“畫個麻雀就會叫，畫個烏龜就能爬，畫個人，管少不了臉上一粒麻子”。臨死時，畫了一張畫，密封好，交給新娶的媳婦，讓她到城裏交給他的師傅，再送到京城的相爺家，如期送到，必有重賞，小媳婦一輩子的生活費不用愁了。關鍵是事前不要拆了。媳婦好奇心重，途中沒有憋住，拆開看了，不過是一片濃墨，當中有一塊白的。一陣大風，把畫兒吹到了河裏。原來是一輪月亮。從此這月亮便不分日夜地在深藍的水裏放著淒冷的銀光。
“你好意思追問現在為甚麼沒有了？看前麵那塊石碑，三個斑駁的朱字‘曉月津’，一個多麼詩意的名兒。”汪曾祺自問自答，溫靜平和。
《天山行色·伊犁河》，說伊犁一帶有不少關於林則徐的傳說，有的不一定可靠。惠遠城東的一個村邊，有四棵大青楓樹，傳說是林則徐手植的。這大概也是附會。林則徐為何要跑到這樣一個村邊來種四棵樹呢？
難道那時的人也有植樹的義務？
想多了。人家汪曾祺就很淡定：
“人們願意相信，就讓他相信吧。”
又說：“這樣一個人，是值得大家懷念的。”
《蘇三、宋士傑和穆桂英》，他聽說洪洞縣曾經禁演《玉堂春》，因為戲裏有一句“洪洞縣內無好人”。有人著文考證，蘇三根本不是曆史人物，故事是小說家編造的，關於蘇三的遺跡也是附會。
汪曾祺覺得，洪洞縣的人和有考據癖的先生都很可愛，“何必那樣認真呢？”
規勸的姿態。
潛台詞是：“你好意思追問是假還是真？”
桐廬有個嚴子陵釣台，在山頂上。
這怎麼釣魚？
各種考證，各種說法，不亦樂乎。
這回，老爺子有點惱了，“我的我要爆了”，擺出上陣“約架”的姿勢：
死乞白賴地說這裏根本不是嚴子陵釣台，或者死乞白賴地去考證嚴子陵到底在哪裏垂釣，這兩種人都是“傻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