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九九一十八冊單行本，我的《魯迅全集》的隊伍顯然壯大了許多，再買全套的精裝本就覺得有點虧。有一段時間，找魯迅的單行本成了我購書的一項主要任務。我去圖書館抄齊了魯迅著作的單集目錄，又劃掉自己已有的部分，便時常揣著書條在書店裏轉悠。有一天，終於發現了1995年印刷的一套單行本，便買回來六冊。這六冊書壓膜封麵，又套印著最初成書的封麵，簡潔明快，清新可人。不過，看版權頁，與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似有不同。因為書上標明的版本有1979年的，有1980年的，還有1993年的。其中《集外集》標明的還是1973年的，注釋做得卻井井有條。為什麼自己那幾冊1973年版的沒有注釋呢？至今依然沒弄清楚。
後來我才明白，光憑單行本是湊不齊《魯迅全集》的。比如，魯迅的書信、日記會出單行本嗎？我至今沒見過，恐怕也確實不曾出過吧。為了讓自己的《魯迅全集》成個樣子，看來必須得買一些精裝本了。1997年盛夏的某一天，我突然發現書店裏擺出一些《魯迅全集》，瞧一瞧，顯然是庫存積壓之書，並不成套，卻是正中下懷。立刻回家找書條，細比照，一下子買回來五本。當時書店亦有“日記”兩卷，但拿起來放下幾次，終於沒買。那個年代，囊中依然羞澀，一本書在手，常常反複掂量，才能決定取舍。既然已做成五本精裝書的大買賣，那兩本就決定暫時放棄。不久，謝泳兄贈書一冊：《中國現代文學的微觀研究》，見裏麵收有《魯迅、鬱達夫日記的比較閱讀》一文，粗粗一讀，便有收獲，急忙去書店尋那兩卷日記。然而，存放《魯迅全集》的書架卻已舊貌換新顏。一時悵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
慶幸的是，除日記和對我來說用處不大的最後一卷“索引”外，我的《魯迅全集》已經齊整。這是我仔細核對之後的結論。
搜集《魯迅全集》的那些年月，我正在一所高校教書，卻從來也沒講過“現代文學史”，魯迅便成了我的私人愛好。及至來北京求學，迫於生計，不得不去一個地方講課。聯係人告我隻有“現代文學”，敢不敢講。心想，靠《魯迅全集》撐腰墊底之人，豈有不敢講之理？於是便應承下來。凡三輪，課上得好不好且不去管它，隻知自己凡三輪，課上得好不好且不去管它，隻知自己小有收獲，或許這就叫得魚忘筌？小有收獲，或許這就叫得魚忘筌？講作家作品，須得知人論世，就把與魯迅相關的“家當”先弄到北京，並陸續添置著更多家當。這些家當中，王曉明的《無法直麵的人生——魯迅傳》初讀甚喜，後來一琢磨，覺得又有矯枉過正之嫌。林賢治的《魯迅的最後十年》買來便讀，當時“非典”初起，民間早已疑雲密布，官方卻在封鎖消息。讀到書中“國民黨‘一黨專政’”、“書報審查製度”等等篇章，不禁感慨。日本人藤井省三的《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從一篇作品看中國大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其治學功夫不由得讓人心生敬佩。錢理群先生的書前有《心靈的探尋》壓箱底，後有《與魯迅相遇》置案頭，卻隻是讀到他在《文藝爭鳴》上的連載文章時才有了震撼，此文名為《魯迅：遠行之後（1949—2001）》。讀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上記羅稷南在1957年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沉思片刻，衝口而出：以我的估計，他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讀到此處，始而震驚，繼而沉思，一下子就明白了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噤若寒蟬。海嬰寫到此處，說是“孤證”。後來“毛羅對話”眾說紛紜，黃宗英始出麵作證。我卻覺得夯實與否也許已不太重要。以前不是常說，“藝術真實”比“生活真實”更真實嗎？我們何不把它當作來自“生活真實”的“藝術真實”？王先生先是給我們散紙煙，然後就談笑風生，笑聲和著煙霧在室內遊走，至今不能忘懷。近水樓台，還聽過王富仁先生的一次講演。那是2001年的10月16日，我早早就去到那個能放二百多人的階梯教室占座位。他講“魯迅與21世紀的中國人文精神”，卻從古及今，縱橫開闔，時有冷嘲熱諷隔山打牛之語呼嘯而至，台下頓時掌聲一片。1994年秋，借開會之機，我曾隨數人去王先生家拜訪。王先生先是給我們散紙煙，然後就談笑風生，笑聲和著煙霧在室內遊走，至今不能忘懷。然而，我還沒畢業的時候，就傳出王先生要遠走南方，忽然便有失落之感。我想，就像我有一套《魯迅全集》心裏才踏實，師大沒有王富仁豈可踏實乎？那次聽他演講，許多人可能是為了“過癮”。我除了這“過癮”，或許還有一層送行的意思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