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坐夕發朝至的車，我去上海“辦事”，且決計當天就趕回北京。此前上海隻去過一次，還是當年與那位係主任轉車路過，匆忙得幾乎沒有留下過多少印象。至中午，事已辦完，車依然是夕發朝至，就決定去魯迅故居看看。遂購一地圖，先確定自己的位置，然後丈量去魯迅故居的距離。叫出租車，說要去山陰路看魯迅，司機便大包大攬答應著送到。然而，他終於也沒有找到確切位置。我想是不能怪他的，就讓他在魯迅公園門口把我放下，繼續打聽。問三五人，始見“大陸新村9號院”。時值正午，七八個結伴的日本遊客剛走，解說員就陪我一人在那三層小樓上下走動。她給我講解這個房子每一層的功能，我問，為什麼孩子和保姆的房間要放在三層呢？答曰：三層陽光好。問三五人，始見“大陸新村9號院”。時值正午，七八個結伴的日本遊客剛走，解說員就陪我一人在那三層小樓上下走動。
我在刺眼的陽光下走出大陸新村，也走過環繞著魯迅故居的住戶和門前那個修自行車的老頭兒，然後徑直前往魯迅公園。在這個不大的園子裏，我靜靜地坐了一下午，想著一些大大咧咧的說法。有人斷言，魯迅的世紀漸行漸遠，胡適的世紀已然來臨。這種說法也許有點道理吧，因為自從讀了胡明先生的《胡適傳論》，我對胡適的看法已改變了許多，但我依然時常懷疑。我在想，一個後極權主義的時代，不可能與奧威爾《一九八四》裏的描述有太大差別。
也許，就是在那個園子裏，我決定必須買一套新版的《魯迅全集》。如今，這套《魯迅全集》已經擺放在我的書架上，與它一並買回來的還有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王彬彬的《往事何堪哀》。而那套參差錯落的《魯迅全集》就並排站在新版的《魯迅全集》旁邊，它們相互問候之後就一齊盯向它的主人，仿佛是在詢問：你的重新閱讀什麼時候開始？
2006年1月29日於北京窪裏，時值大年初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