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是海子的忌日。
海子自盡於1989年，那一年我正在山東讀研究生。那一年我關注過詩人之死嗎？想到這裏我常常會變得疑惑起來。那是一個小事情很容易被大事情淹沒的年代。
但九十年代初，海子的詩與海子的死卻確確實實進入了我的視野。那時候我已從山東的那座大城回到山西那座小城，八十年代的青春狂熱中還殘留著一個讀詩的尾巴。也許是在一次與朋友的通信中，我們談到了海子。朋友告我，有一本《海子、駱一禾作品集》已經出版，但因編者自費出書，不得不把郵購信息廣為散發，以彌補落下的經濟虧空。得此消息，我立刻就決定郵購一本。不久，書寄來了，扉頁上寫著幾行小字：“趙勇評正／周俊／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金陵”。周俊是此書的編者之一，他們不但曆盡千辛萬苦推出了這本作品集，還得把它推銷出去；不但要推銷，書上還要簽字留名。這種一絲不苟一下子就讓我感動起來。就在那段時間裏，我讀了海子的詩，也順便讀了讀駱一禾的詩。平心而論，海子的長詩並沒有讓我太有感覺，但許多短詩小令卻實在寫得不錯，我也記住了其中的一些詩句。比如《答複》中的“當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麵前／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四姐妹》中的“荒涼的山岡上站著四姐妹／所有的風隻向她們吹／所有的日子都為她們破碎”，這些詩句中充滿著一種令人絕望的美。《日記》的開頭寫道，“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籠罩／姐姐，我今夜隻有戈壁”，一下子就把人帶到清冷的意境之中。讀詩的前一年，我正好路過德令哈，德令哈已不是一個空洞的地理概念；讀詩的那一年，張楚的《姐姐》又唱響於大街小巷，姐姐既成為審美意象，也成為男兒的傾訴對象。在對德令哈的懷想中，在那一聲“噢姐姐／我想回家”的淒厲與悲涼中，海子的《日記》也讓我讀出了更多滋味。
但是後來，很可能我講到過海子的死，卻沒有專門講過海子的詩。整個九十年代，我都在講一門誰也不願意講的寫作課，講到文體寫作部分時，詩歌寫作是一定要講一講的。這倒不是因為詩歌有多好講，而是想借此溫習一遍我那個已經消逝的詩與青春的記憶。1993年，顧城殺妻後自殺，我像許多人一樣被那個從異國他鄉傳來的消息驚得目瞪口呆，於是以顧城為例談詩人之死就成為一次課的內容。那次課上，我把加繆的那個著名論斷（真正嚴重的哲學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自殺）置於其中，然後開始列舉中外詩人、作家的自殺現象。我想把海子、顧城的自殺推向一個形而上的思考平台。我分析著海子與顧城的死，也緬懷著他們的詩，死亡仿佛也把詩歌徹底照亮了。我分析著海子與顧城的死，也緬懷著他們的詩，死亡仿佛也把詩歌徹底照亮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