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雙鞋子登場，布滿地麵。視野中有了占位，空間劃分，形式感回來了。又不單純是形式感，畢竟是戲劇，而非裝置藝術，這兩者越來越走攏，邊界交錯，但最終還是在容積率上分道揚鑣。戲劇中的形式需要承擔敘事的職責，同時被敘事所限製，納入規定，負荷沉重得多。鞋子這件實物頗有些意味，它的外形可說直接寫實人腳，坊間民俗常用作暗示。記得豐子愷先生有一篇文章，寫戰亂中闔家避難鄉下，曾單獨回城辦事，一人住在空房，將孩子們的小鞋子排在床前，以解思念之苦。有朋友探訪，見此情景大呼不可以，原因是“陰氣太重”。“文革”中有一本流傳地下的手抄本，名字就叫“一雙繡花鞋”。例舉這些，是證明鞋子的寓意已達成公認，象征獲取人間形狀，與常識接軌。當舞台上站滿鞋子，意義浮出水麵，觀看的耐心開始收取回報。先前的沉悶沒有白耗，而是集蓄能量——鞋子這符號，其實是一個允諾，正在接近兌現，時間已經到第九場。
暴力以革命的名義，傷及無辜，然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些都在可以想象的範圍，又因缺乏細節顯得籠統，當然，我們很難向寫意性要求細節，隻是到此時為止，寫意並未顯現效果，那就是思想。對寫意而言，思想的負擔更為重大，因為它取消了局部的趣味，在所不辭，就有義務提供全局的概念。語言的修辭不頂用，烏鴉的插敘不頂用，連鞋子這近乎顯學的符號也不頂事了，符號說到底是事實的附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肖真的事實被罷黜，不肖真而肖虛的事實逃脫不了幹係！
轉機出現在複仇活動的橋段。事情還是要回到具體性上，無論具象還是抽象，在戲劇都要提供給視覺以對象。某種程度，戲劇比小說還更具體，小說以語言傳達，總歸是間接的，而舞台與受眾麵對麵，短兵相接，要想搪塞過去可不容易。這裏的具體性，不是相對於抽象，而是在內容的實有，也就是故事。接下來就好看了，情節跳出既定概念的窠臼，透露新概念的跡象。概念是抽象美學的命脈，它挑戰著視覺的寫實性，既然選擇在刀鋒上走路，就隻有走到頭。事情確實令人意外，想象和思辨突然釋放出來。受害者對暴力宣戰了，武器依然是暴力，此暴力又非彼暴力。前者是無序狀態，後者卻呈有序；前者無計劃，後者有計劃；前者是盲目的正義，後者是自覺的正義——可怕就在這裏，暴力有條件地獲得合法，有辜與無辜一並付出代價，然後，再一輪施暴開始。周而複始，循環不已，且不是單純的循環，而是進化的關係。原始暴力中的質樸退去了，一輪又一輪添加理性，量變到質變，形成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成為手段，暴力的合法性再升級……舞台的黑洞急速進入物質，含量積累，轉化輻射。
一雙雙鞋子登場，布滿地麵。視野中有了占位，空間劃分，形式感回來了。又不單純是形式感，畢竟是戲劇，而非裝置藝術，這兩者越來越走攏，邊界交錯，但最終還是在容積率上分道揚鑣。戲劇中的形式需要承擔敘事的職責，同時被敘事所限製，納入規定，負荷沉重得多。鞋子這件實物頗有些意味，它的外形可說直接寫實人腳，坊間民俗常用作暗示。記得豐子愷先生有一篇文章，寫戰亂中闔家避難鄉下，曾單獨回城辦事，一人住在空房，將孩子們的小鞋子排在床前，以解思念之苦。有朋友探訪，見此情景大呼不可以，原因是“陰氣太重”。“文革”中有一本流傳地下的手抄本，名字就叫“一雙繡花鞋”。例舉這些，是證明鞋子的寓意已達成公認，象征獲取人間形狀，與常識接軌。當舞台上站滿鞋子，意義浮出水麵，觀看的耐心開始收取回報。先前的沉悶沒有白耗，而是集蓄能量——鞋子這符號，其實是一個允諾，正在接近兌現，時間已經到第九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