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小說課堂結束，教與學都一無所獲，開題的日子到了。吳榮民送上來的報告是關於男女關係的題目，其中有許多離奇的情節，相信現實中一定有，大千世界，什麼樣的人和事不會發生？尤其大眾傳媒發達，不用目睹，單是耳聞，就可吃個肚飽。可是，這些局部能否組合，又以什麼原則組合，第三，即便組合起來價值何在？分配論文導師時，這名同學到我名下，於是，課堂上未完成的功課繼續下去，還是問和答的形式。依然是我一徑追問他的生活，他則一徑躲讓。倒不是對他的過往遭際有多麼濃厚的興趣，隻是要在急迫的形勢下，盡快找到近便的可行的出路，以完成接下來的盲審、預答辯、答辯，最後取得學位，完成攻讀大業。不否認是有實用的目的，又因此而覺得就像在剝削他的感情，然而，寫作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肝，一方麵是揭傷疤，另一方麵呢，又是救贖。倘是另一種豁朗的性格，完全可以在外部世界中開脫壓力，唯有麵向自我的人，才不得已選擇文學。從這點看，也許吳榮民倒真是文學中人，可這時候，來不及說這些了，畢業要緊。
後來，他被迫逼得狠了，說出這麼一句話，意思是他有一塊禁地，目前不想動，要等具備足夠的文學準備，才能啟封。道理不錯，心情也理解，我們不能揮霍寶貴的生活儲藏，這本是供人獨享，必須珍惜，鄭重對待。問題是，擱置起個人的體驗，又從哪裏出發？也許有一種幸運，寫作訓練兀自成熟，成熟到可以動用儲備，可說不定呢，回過頭去，當時的激情已經平息下來，那種珍惜，痛楚，感動，不敢說、一說就是錯的兩難，被老熟的經驗覆蓋，湮滅，無影無形。
在論文的最後階段，吳榮民決定寫作《特設師》，於是，人物、情節、細節，呼之欲出，撲麵而來，並且，仿佛有著自主能動性，彼此鑲嵌結構，故事成型了。
就像方才所說的魏燁同學，他有一種客觀的敘事能力，這也許和他曆史學專業出身有關。他可與自身經驗保持距離，冷靜地看世界。我並不是說主觀性就此可以缺席，相反，更要求上升理性，擔任檢驗、揚棄、分析、重組感性的攫取。信息社會材料太多太多，難免阻撓視聽，妨礙認識。奇聞逸事，也會抑製我們虛構的欲望。事實上，原始材料的多和奇並不能彌補它們的先天不足，那就是不完整和不升華。這兩項缺陷要靠寫作者的勞動矯正，這也就是現實與虛構的區別，上綱上線地說，生活和藝術的區別。
我不以為《鳥縣懸疑》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是及格，成績主要體現在敘事的完整。它尊重故事和聽眾之間的默契，設置了懸念。這個懸念的基因很活躍，有再生力，可傳宗接代，於是，破解一個分娩一個，形貌繁雜，卻是在一個遺傳鏈上。作者不負眾望，將懸念進行到底，破解也進行到底，最後水落石出，呈現出類型小說的理趣。小說到上世紀下半期，甚至更早，就離開故事越行越遠，小說家把講故事的職責推諉給通俗文學。但從曆史上看，小說本就是世俗的消費。《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狄更斯的小說是在報紙上連載而成，簡·奧斯汀的擁躉多是家庭主婦，猶如今天的韓劇。到本世紀的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在嚴肅的，涉及人生意義的文學中感受聽故事的樂趣，而小說家哪一個不是從喜愛故事走入寫作的生涯？事情已經背離初衷，我們到哪裏去尋找故事！在我看來，有兩個地方收容了故事——一是類型小說，歐美城市的書店裏，那些平躺在案上，一厚本一厚本，知識分子不屑一顧的，就是它；二是學術性著作，社會，政治，曆史，人類，考古，科學，它們開始向浪漫小說采納敘事的方式，科幻小說大約就是否定之否定的結果。當然，類型小說滿足我們聽故事的同時，難免放棄一些價值，就是思想。思想的沉重與拙笨，有時會成為情節的贅物，抵消敘事的緊張度，它企圖超脫亦降低了常識引起的共鳴，顯得晦澀。如《鳥縣懸疑》，在嚴密的情節邏輯之中，思想的含量就顯得不足，它幾乎停留在社會普遍性的公義道德認識，沒有突出為更高理想。但事情發展到盡頭，自會破出缺口，再上一輪周期，不定哪一天，類型小說承接起思想的負荷，開創新天地。
就這樣，小說課堂結束，教與學都一無所獲，開題的日子到了。吳榮民送上來的報告是關於男女關係的題目，其中有許多離奇的情節，相信現實中一定有，大千世界，什麼樣的人和事不會發生？尤其大眾傳媒發達，不用目睹，單是耳聞，就可吃個肚飽。可是，這些局部能否組合，又以什麼原則組合，第三，即便組合起來價值何在？分配論文導師時，這名同學到我名下，於是，課堂上未完成的功課繼續下去，還是問和答的形式。依然是我一徑追問他的生活，他則一徑躲讓。倒不是對他的過往遭際有多麼濃厚的興趣，隻是要在急迫的形勢下，盡快找到近便的可行的出路，以完成接下來的盲審、預答辯、答辯，最後取得學位，完成攻讀大業。不否認是有實用的目的，又因此而覺得就像在剝削他的感情，然而，寫作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肝，一方麵是揭傷疤，另一方麵呢，又是救贖。倘是另一種豁朗的性格，完全可以在外部世界中開脫壓力，唯有麵向自我的人，才不得已選擇文學。從這點看，也許吳榮民倒真是文學中人，可這時候，來不及說這些了，畢業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