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他被迫逼得狠了，說出這麼一句話，意思是他有一塊禁地，目前不想動，要等具備足夠的文學準備，才能啟封。道理不錯，心情也理解，我們不能揮霍寶貴的生活儲藏，這本是供人獨享，必須珍惜，鄭重對待。問題是，擱置起個人的體驗，又從哪裏出發？也許有一種幸運，寫作訓練兀自成熟，成熟到可以動用儲備，可說不定呢，回過頭去，當時的激情已經平息下來，那種珍惜，痛楚，感動，不敢說、一說就是錯的兩難，被老熟的經驗覆蓋，湮滅，無影無形。
在論文的最後階段，吳榮民決定寫作《特設師》，於是，人物、情節、細節，呼之欲出，撲麵而來，並且，仿佛有著自主能動性，彼此鑲嵌結構，故事成型了。
就像方才所說的魏燁同學，他有一種客觀的敘事能力，這也許和他曆史學專業出身有關。他可與自身經驗保持距離，冷靜地看世界。我並不是說主觀性就此可以缺席，相反，更要求上升理性，擔任檢驗、揚棄、分析、重組感性的攫取。信息社會材料太多太多，難免阻撓視聽，妨礙認識。奇聞逸事，也會抑製我們虛構的欲望。事實上，原始材料的多和奇並不能彌補它們的先天不足，那就是不完整和不升華。這兩項缺陷要靠寫作者的勞動矯正，這也就是現實與虛構的區別，上綱上線地說，生活和藝術的區別。
我不以為《鳥縣懸疑》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是及格，成績主要體現在敘事的完整。它尊重故事和聽眾之間的默契，設置了懸念。這個懸念的基因很活躍，有再生力，可傳宗接代，於是，破解一個分娩一個，形貌繁雜，卻是在一個遺傳鏈上。作者不負眾望，將懸念進行到底，破解也進行到底，最後水落石出，呈現出類型小說的理趣。小說到上世紀下半期，甚至更早，就離開故事越行越遠，小說家把講故事的職責推諉給通俗文學。但從曆史上看，小說本就是世俗的消費。《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狄更斯的小說是在報紙上連載而成，簡·奧斯汀的擁躉多是家庭主婦，猶如今天的韓劇。到本世紀的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在嚴肅的，涉及人生意義的文學中感受聽故事的樂趣，而小說家哪一個不是從喜愛故事走入寫作的生涯？事情已經背離初衷，我們到哪裏去尋找故事！在我看來，有兩個地方收容了故事——一是類型小說，歐美城市的書店裏，那些平躺在案上，一厚本一厚本，知識分子不屑一顧的，就是它；二是學術性著作，社會，政治，曆史，人類，考古，科學，它們開始向浪漫小說采納敘事的方式，科幻小說大約就是否定之否定的結果。當然，類型小說滿足我們聽故事的同時，難免放棄一些價值，就是思想。思想的沉重與拙笨，有時會成為情節的贅物，抵消敘事的緊張度，它企圖超脫亦降低了常識引起的共鳴，顯得晦澀。如《鳥縣懸疑》，在嚴密的情節邏輯之中，思想的含量就顯得不足，它幾乎停留在社會普遍性的公義道德認識，沒有突出為更高理想。但事情發展到盡頭，自會破出缺口，再上一輪周期，不定哪一天，類型小說承接起思想的負荷，開創新天地。
與男生相比，女生似乎更擅長啟用生活經驗，大約因為比較感性，敏於體察，具體到個人，又有不同，就不能簡單用性別歸納。《福壽街》的作者宋瑤瑤，以競選演說成功擔任這一屆的班長，就可想象她的辯才如何了得。課堂上，必打斷她發言，才能將時間平均分配給其他同學。有時候會擔心她將語言的能力消耗在“說”，而透支於“寫”。但也可能是另一種情形，這樣外向型的性格，也許會對周遭環境和人事格外地看顧和關心。她的畢業作品在小說課堂約略呈現輪廓，漸漸喚起我的信心。我喜歡這條福壽街，我幾乎斷定它真實存在，如此一個有前生有今世的舞台非年輕人的想象能夠設計，可貴的是，她發現了它。從某種意義上說，發現就是創造，她發現了這條街潛藏著故事的資源。鄉村生產方式變形帶來倫理社會潰決，是目下普遍的寫作題材，上一屆的郭冰鑫同學所寫也屬同類，但寫作者的個體性千差萬別，所以才會有共同背景下的不同故事。福壽街的圖景就是另一幅，那些開店的女人們，從田頭灶頭走出來，幾可象征傳統中國走入現代曆史。外麵的世界精彩紛呈，同時危機四伏。獨立的機會確實來臨，但需付出道德的代價，人就是踩著廢墟的瓦礫堆一步一步前進的。結尾頗有回味，從消極說，援助還是來自舊有的宗族親緣，挽救了下滑的人生；但我們又看到一股積極的力量，那共濟的雙方在宗親關係裏，其實是一對同命運的女性，所以，該出手時便出手，力挽狂瀾。再回到消極的意味，被挽救出墜落的，最終是回到原有的家庭生活，仿佛從福壽街敗下陣，認賭服輸；但是積極的力量依然在起作用，原有家庭的經濟生產方式改變了，夫婦經營生意，做的不是別項買賣，是饅頭。饅頭這東西是有些禪意的，種子下地，生根發芽，冬天過去，春天來到，於是從休眠中蘇醒，拔節，長葉，抽穗，返青，灌漿，收割，脫粒，磨麵，篩麩，再和水，發酵，生火，上籠，水沸麵熟——蛻變完成。雖然還是回到倫常之中，可其中的人都不是原來的那一個。福壽街是個草莽世界，雜蕪之下，悄然滋生著新的秩序，這就是它的生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