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沿著母親的曆程說，後來，我母親離開上海到了新四軍蘇北根據地，在上海解放的時候跟著渡江大軍回到上海，接著去到南京軍區，我就是在南京出生的。母親再回上海是從部隊轉業，帶著四歲的姐姐和一歲的我來到這個城市，在作家協會工作，安排入住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一條弄堂，我在那裏度過了我的兒童時代、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如要說鄉愁，那麼就與那裏有關係。
這裏要提一下我的《長恨歌》。當《長恨歌》拍成電影的時候，我發現裏麵有一個場景就是在這條弄堂的房子拍攝的，我一眼就認出它來。這條弄堂總共隻有十個門牌號碼，我們家住的是四號。後來有老鄰居找我聊天，說這房子造得特別不是時候。房子建造於1949 年，幾乎可以聽得到渡江的炮聲，開發商完全不懂政治，居然還在造房子。形勢越來越緊張，很多有錢人都跑了，材料的供應難以為繼，資金鏈也不時斷氣，因此工程就非常粗糙，據我們老鄰居說，牆砌歪了肩膀頂一頂再繼續砌。但與粗陋的建造質量形成奇怪對比的是，它的款式相當新穎，所謂鋼窗蠟地，就是柳條木的打蠟地板，雕鏤鋼窗，花園洋房式的弄堂房子。
我們家住底層，牆和地是開縫的，很多蟲子會爬進來。很多上海人知道，上海的弄堂房子分雙開間和單開間，雙開間是每一層兩個朝南大間加一個朝北小間，單開間是一個朝南大間一個朝北小間。而我們的房子屬於雙開間。當機關的同誌帶母親看房子的時候，我母親要的是底層一個帶花園大間和朝北小間，於是就把整齊的一套給破開了。這房子最初的設計很可能是給一戶而不是給幾戶人家合住，但每一層還是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而母親將這獨立性給分解了。我以為是母親對上海住宅的認識不足，同時也因為母親並沒有準備長住，父親不還在軍隊嗎，所以，說不定哪一天就會開拔。
我不知道我們城市以石庫門文化為標誌開發商圈新天地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最早建造這些房子的人所設想的功能性。在我看起來，功能性是第一重要的。十九世紀英國著名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認為，美是和功能有關係的，凡是合乎需要，具有功能效果的就是美的，反過來不具備功能，與需要無關的在美學上肯定有缺陷。從這點出發，審視我們居住的這個房子，就可發現那時代的生活需求所決定的生活方式。房子共有三層，第一層有廚房，是比較大的廚房，倘若供一家使用，都能起爐灶，但在我們那時候則是一個公用的廚房，廚房對麵，樓梯底下是一個小衛生間，所謂“小衛生”就是隻有一個抽水馬桶。二樓和三樓各有一個“大衛生”，有洗浴設備。作一番想象，這是給中產階級設計的房屋，一層是客餐廳，小衛生間供客人用，從廚房上餐也很方便，朝北小間是廚子的臥室。二樓是主臥室和起居室，三樓是孩子的房間，由保姆照管。因為隻是中等人家，所以沒有汽車間，花園也是狹小的。
繼續沿著母親的曆程說，後來，我母親離開上海到了新四軍蘇北根據地，在上海解放的時候跟著渡江大軍回到上海，接著去到南京軍區，我就是在南京出生的。母親再回上海是從部隊轉業，帶著四歲的姐姐和一歲的我來到這個城市，在作家協會工作，安排入住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一條弄堂，我在那裏度過了我的兒童時代、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如要說鄉愁，那麼就與那裏有關係。
這裏要提一下我的《長恨歌》。當《長恨歌》拍成電影的時候，我發現裏麵有一個場景就是在這條弄堂的房子拍攝的，我一眼就認出它來。這條弄堂總共隻有十個門牌號碼，我們家住的是四號。後來有老鄰居找我聊天，說這房子造得特別不是時候。房子建造於1949 年，幾乎可以聽得到渡江的炮聲，開發商完全不懂政治，居然還在造房子。形勢越來越緊張，很多有錢人都跑了，材料的供應難以為繼，資金鏈也不時斷氣，因此工程就非常粗糙，據我們老鄰居說，牆砌歪了肩膀頂一頂再繼續砌。但與粗陋的建造質量形成奇怪對比的是，它的款式相當新穎，所謂鋼窗蠟地，就是柳條木的打蠟地板，雕鏤鋼窗，花園洋房式的弄堂房子。
我們家住底層，牆和地是開縫的，很多蟲子會爬進來。很多上海人知道，上海的弄堂房子分雙開間和單開間，雙開間是每一層兩個朝南大間加一個朝北小間，單開間是一個朝南大間一個朝北小間。而我們的房子屬於雙開間。當機關的同誌帶母親看房子的時候，我母親要的是底層一個帶花園大間和朝北小間，於是就把整齊的一套給破開了。這房子最初的設計很可能是給一戶而不是給幾戶人家合住，但每一層還是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而母親將這獨立性給分解了。我以為是母親對上海住宅的認識不足，同時也因為母親並沒有準備長住，父親不還在軍隊嗎，所以，說不定哪一天就會開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