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們城市以石庫門文化為標誌開發商圈新天地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最早建造這些房子的人所設想的功能性。在我看起來，功能性是第一重要的。十九世紀英國著名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認為，美是和功能有關係的，凡是合乎需要，具有功能效果的就是美的，反過來不具備功能，與需要無關的在美學上肯定有缺陷。從這點出發，審視我們居住的這個房子，就可發現那時代的生活需求所決定的生活方式。房子共有三層，第一層有廚房，是比較大的廚房，倘若供一家使用，都能起爐灶，但在我們那時候則是一個公用的廚房，廚房對麵，樓梯底下是一個小衛生間，所謂“小衛生”就是隻有一個抽水馬桶。二樓和三樓各有一個“大衛生”，有洗浴設備。作一番想象，這是給中產階級設計的房屋，一層是客餐廳，小衛生間供客人用，從廚房上餐也很方便，朝北小間是廚子的臥室。二樓是主臥室和起居室，三樓是孩子的房間，由保姆照管。因為隻是中等人家，所以沒有汽車間，花園也是狹小的。
當我母親看房子的時候，那房子已經呈現零落的狀態，我母親很奇怪的號下一層的大間和小間；接下來的一位音樂家要的更加離奇，他隻號了一間，二樓的朝南帶陽台大間；之後第三戶人家就孩子比較多，還有老人，就將一二樓其餘的房子全號下了，那就是底樓一大間，二樓一大間，加二樓的亭子間。至此，房子的結構全打散，廚房、“小衛生”、“大衛生”都成公用，即便是相對的獨立性也不再可能。但是，三層樓還保持完整，其實說完整也是相對而言，因沒有廚房，剛才說過，廚房是在底下一層。這就要說到三樓人家的故事，多少有一些傳奇性。這是這幢三層樓房裏唯一真正的上海市民。據說，他家原先是巨鹿路火柴大王宅第，也就是現在作家協會所在大院的留守人員，從實業家帶來的生活方式比我們這些外來移民不知道要先進多少，來自革命和軍旅的我們是非常粗放的，經常受到他們關於城市文明的教育。推想是作家協會正式接受巨鹿路院子以後，將他家安置到這裏。他家住一個完整的三層，為彌補沒有廚房的缺陷，就在衛生間裏非常局促地安置了他們的廚房設備。
我再談一下我們的弄堂，可窺見上海城市各階層混雜之一斑。我們弄堂總共十個門牌號碼，就是說有十幢房子，一到五號在後排，六到十號在前排，上海鄰裏之間比較疏離，所以我們與前排五幢房子幾乎是陌生的。在我們同排的五幢房子裏，一號到四號大約屬政府機關接管，多是像我們這樣的新市民。五號是一家私人診所，很可能在房產開發初期就進入資金，就是參建的意思，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們的這一幢房子和其餘的格式都不一樣，不僅是家居，還是診所，建築麵積至少要多一倍，占據了整個弄底。我從來沒有進去過他們的房子，在這樣的弄堂裏人們是不興串門的。但他們家和我們家卻有著良好的關係，遇到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就會來向我爸媽請教，這家老先生以及他的兒女都是小兒科醫生，所以母親常常就我們家姐弟的身體健康求得谘詢。1949 年以後醫院上交給了國家，也就是現在的兒童醫院，老先生擔任兒童醫院的院長。照常規我們與他們沒什麼機會交道，但上海房屋的格局就是這樣，讓不同的人群邂逅，形成社會錯層。然後“文化大革命”發生，他們家麵臨著極大的危機，從階級分析上看他們並不是資產者，也不存在曆史問題，可是在市井中他們這西化的家庭顯得太特殊了，於是遭際相當不堪。這就要談到與我們弄堂近鄰的又一條弄堂。
如果不是1958 年“大躍進”的話，這兩條弄堂是不會有任何交集的，因為各自都有自己的弄口，盡可以老死不相往來。1958 年全民大煉鋼鐵，鐵門鐵窗卸下來煉鋼，牆裏麵的鋼筋也拆出來煉鋼，這樣就把這條弄堂和那條弄堂之間的隔牆拆除了。現在回想，那條弄堂的房子也還是不錯的，紅磚牆，石台階，走廊寬闊，房間高暢，因樓體占地大，開間就多，也因為此，住戶也就多了，有點像“七十二家房客”，氣氛變得雜遝紛亂。我沒有追究過那一條弄堂具體的曆史沿革，從理論上看，也許就是盧灣區人口稠密，二房東不斷轉租，在無度的擴張下，擠進越來越多的租客，因此可以想見這裏住戶的成分更可能是中下層市民。兩條弄堂打通在政治意味上更像是階級大融合，但隔閡從一開始就鮮明地呈現了。我們弄堂將那邊孩子一律稱作“野孩子”，一到放學時間便湧入我們弄堂，因為我們的弄堂寬大平坦敞亮，小孩子少而且軟弱，所以，鳩占鵲巢。他們在我們這邊主要做兩件事情，一個是滑旱冰，另一個是踢足球，這兩項都有著暴力侵入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