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改造我們家生活的同時，她們也享受著新民主主義的平等自由，鎮日裏房門大敞，坊間鄰裏，鄉下上來的親戚，保姆業內的結識，全可穿堂過室，道短論長。曾經有一度，家中有變故，需辭舊迎新，母親輾轉介紹去一位越劇名流家幫傭。那一戶人口清簡，夫婦二人極少在家吃飯，衣服是送洗衣店的，隻幾件絲綢內衣，不及盈握，揉幾下便得。所住公寓大樓，一門當關，“雞犬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每日的工作，就是坐一張矮凳，持軟毛刷清潔紅木家具雕鏤裏的浮塵。本已是放縱慣了的性子，好比受過啟蒙，再無法蔽塞，如何拘束得了。不過幾日便逃離出來，回到我家。再是一番輾轉尋覓，終找到一戶雇主，紀律稍微鬆弛，人口也旺盛些的，做了二年。其中又有一段故事，稍後再述。總之，一旦機會來臨，保姆她又回我們家，終至晚病，被女兒接回。
我們家的主仆關係，餐桌風格，以及床上寢具的拮據簡陋，於居住所在的上海西區，無疑是一個異數。幹預願望最強烈的是三樓的人家。這幢房子不知經過怎樣的演變，使用權歸屬上海文藝係統，一、二層幾戶無論更替，都不出作協與文聯範圍，唯三樓上的來曆略有曲折，這就要說到後來成為作協機關的院子了。這幢維多利亞式的花園洋房原屬於滬上著名企業主，史海鉤沉，近年來浮出水麵的匈牙利籍捷克建築師鄔達克，就是它的設計者。這名好運氣的流亡移民，因有一位房地產開發商的朋友，於是得到許多訂單，如今多已成為地標，記錄著這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曆史，比如，和平飯店；比如，馬勒公寓；再比如，作家協會，不隻是原來，還是現在，它有個浪漫的名字，“愛神花園”，散發出希臘的氣味。事實上，鄔達克不過是以歐洲建築格式為樣本，簡縮規模，移植到遠東的資本飛地，其實是有些俗麗，正夠滿足新興中產階級的虛榮心。這戶業主在新政權建立的1949 年前夕，舉家遷徙，往台灣或者香港，三樓人家大約是留守的家仆。他家的外孫女兒，比我長一歲，嬰兒照片上，背景就是這座花園。我們家來到這城市的時候，我剛滿一歲，從記事起，他家就在三樓，小外孫女兒是我自小的玩伴。認真算起來，他們和我們住進這幢新裏房子的時間，應是在前後腳。
據三樓外婆再三再四提示，曾經帶我們姐妹和她外孫女兒，一同去城隍廟玩。我和小外孫女兒，麵對麵坐一輛童車，外婆推車，騰不出手攙挽第三個，即我的姐姐，便囑咐拉緊她的衣角：“乖囡，千萬不可鬆手啊！”外婆說。如此一行在熙攘的城隍廟穿行，確實挺險的，而我們盡興而回。這次頗為心驚的出行我本來毫無印象，但在反複述說下，漸漸覺得果然有這回事。外婆風度翩翩，衣著考究，談吐也文雅，照常規，事實上也是，她高高在上。三樓這一層是這棟房子保持完整的一套居所，朝南兩大間，朝北一小間，人稱亭子間，有單獨的浴室與儲藏室，唯一的缺憾是沒有廚房，廚房是在底層，供全體住戶使用。顯然，這棟房子本應歸一個家庭所有，從這方麵說，生活在凋敝。應了上海人一句俗話：螺螄殼裏做道場，外婆家的廚房設在浴室裏。即便這樣，他們家還是要比底下的三家寬敞闊綽得多，基本維持中產階層的起居方式。養尊處優的外婆常常走下樓來，坐在過道上的小板凳，因為我們都沒有關門的習慣，所以南北通暢，夏天的午後，穿堂風習習，格外涼爽。外婆手持一柄細編蒲扇，輕輕在胸前搖動，和保姆奶媽們閑話家常。廚房裏的煙火氣逼出來，樓梯腳與地麵的縫隙有蚰蜒爬行，留下銀色的涎跡。外婆不嫌棄我們，並不意味對我們沒有批評，批評是外婆閑話的主題，當然，都是以建議的方式。不止在飲食方式和起居習慣，還包括日常用語。比如，我們說爸爸媽媽帶我們吃“西餐”，我們就是這樣的家庭，吃西餐，卻沒有足夠換洗的床單，原因也很簡單，床單要用布票，布票是配額供應，在發行布票之前，我們來不及儲備積存，就隻能有一點，花一點。我們說，吃“西餐”，外婆說：哦，吃“大餐”。
同住一棟樓的小孩子中間，外婆似乎對我有特別的器重，常邀請我上樓去，和她的外孫女兒玩耍。也可能是我與她小外孫女年齡相近，而獨生子女的寂寞是可以想見的。尤其是，沒有兄弟姐妹分享家庭福利，他們多半缺乏妥協的意識，不擅長與人相處。這孩子常常一個人站在二樓的樓梯口，這個角度正好看見底樓房間裏的孩子們嬉鬧遊戲，我們樓裏嚴格講隻有我們與另一家多子女。她眼饞地看著，然後在大人的叫喚下轉身上樓，那背影相當孤單。上去三樓，就會發現樓下幾乎是一個草莽世界，大人在家還好，一旦上班，小鬼當家，奔跑、叫喊、吵嘴、哭泣，但一切都止於通向三樓的樓梯口，無論多麼調皮搗蛋的角色，都不會莽撞到私闖三樓，當然，那小外孫女也不能擅自下樓。外婆特許我進他們家門，那孩子對我慷慨極了，將她的玩具兜底倒出抽屜，攤在蠟光油亮的地板上，同一種材質的地板，我們家和他們家完全兩個麵目。她的玩具與我的也完全是兩路，她的，更像是舊損的生活用品，廢棄後讓孩子私藏起來。這些器物的殘片，有一種華麗，又有一種頹廢。比如，啞了的八音盒，蓋板上是螺鈿鑲嵌的芭蕾舞女郎；缺裂了的賽璐璐茶碟；胸針的骨製飾麵上的玫瑰泛黃了；斷了環扣的項鏈……它們散發出陌生卻又魅惑的氣息，相形之下，我自己的玩具變得索然無味。那些娃娃、積木、辦小人家家的碗盤，木製的汽車，玩沙子的小桶和鐵鏟，事實上，玩具都是仿真品，縮小版和幼稚化的，而三樓女孩的，卻是真家夥。
這小姑娘遊戲也是來真的，比如，烹飪。她會給自己，現在還捎上我，做好吃的。我最喜歡的是她做麵餅，麵糊裏打進雞蛋和白糖，調勻了，鐵鍋裏的油也熱了，一勺麵糊放下去，圓圓的荷葉般浮在鍋底，油珠子圍著周邊滋滋地冒泡，真是香甜。她很舍得用料，要知道，白糖食油這類物質，都在國家管控範圍，外婆卻由著小孩子任意消耗。顯然，他們家無論財政還是供給，都有著計劃外的渠道來源。後來，我稍長大成人，接觸社會逐漸廣泛，就知道這城市有不少家庭，依賴特殊的進項維持生計，多少有些神秘，帶有違禁的意思。小學裏有個同學，父母在香港，她們姐弟隨祖父母生活，她的衣著和文具都顯得新穎。曾有一度，我與她往來密切，沒有父母在身邊的孩子總是十分渴望友情，她愛送我禮物。有一次，母親很敏銳地在我鉛筆盒裏發現一枝花杆鉛筆，明顯是舶來品，勒令我歸還，並且親自監督執行。她湊到我耳邊，放低聲音，問：為什麼？我移開耳朵，埋頭在作業本上。從此，我見到她就止不住滿臉窘色，而她，也很識趣地疏遠我，就此中斷友情，小孩子之間的關係是很脆弱的。後來，她去香港與父母團圓，在我們同住的街道上，再也看不見她的身影。我想，香港作家陳冠中，大約也是當年那些孩子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