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我們是從改革開放、實事求是起步的,我們是在高喊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起步的,因此文學的價值取向傾向於啟蒙現代性是順理成章的,可以理解的。改革文學就是啟蒙現代性的代表之作。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可以說是較早的具代表性的正麵反映改革的作品,其藝術範式可以概括為“改革\/反改革”。“鐵腕人物”喬光樸靠著自己的領導才能、專業知識和說一不二的作風,大膽改革,擊敗了反改革勢力的代表人物原廠長冀申,硬是把一個虧損的大企業電機廠恢複了生機。這篇小說一出,其範式被許多作家采用。在我看來,連得獎作品《沉重的翅膀》和《人間正道》,都不過是這一範式的變體而已。作品中的代表改革勢力的人物,不論是勝利的功臣,還是失敗的英雄,都懷著高度社會的責任感,為改革事業奮鬥不息。這個範式的價值觀是高揚了啟蒙主義的現代性,或者說鼓吹了曆史理性精神,認為新創造的現實取代舊曆史的惰性是必然的,社會就是這樣在新陳代謝的時間中前進的。在高揚曆史理性的同時,“人文關懷”基本上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審美現代性還沒有被人意識到。一個例子是喬光樸為了避免人家的閑言碎語,為了營造沒有後顧之憂的工作環境,竟然未與他的情人童貞商量,便突然宣布他與童貞已經結婚了,從而損害了童貞的感情。但在喬廠長看來,損害感情算得了什麼,最富人文的愛情婚姻也可以被並入到他的改革方案中。生產的發展就是一切,這就意味著單維的曆史理性就是一切,啟蒙現代性就是一切,而“人文關懷”可有可無。
當然,新時期的文學比之於“十七年”畢竟不同,其多樣化得到了空前的表現。“知青”文學、“尋根”文學,都表現出某種曆史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衝突,表現出由於這種衝突所帶來的無可奈何的情調、緬懷的情調,等等,突現出文學上兩種現代性的某種緊張與張力,這是不可否認的。更有一些作品,專寫“現代礦井”與“葡萄園”的衝突,有一種自覺地擁抱審美現代性的意識,更應引起我們的關注。
這可以用發表於1981年的王潤滋的中篇小說《魯班的子孫》和發表於1994年的張煒的長篇小說《柏慧》為代表。在《魯班的子孫》中,矛盾在一個家庭內部展開,老木匠黃誌亮與其養子黃秀川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思想路線。前者迷戀於恢複大隊主辦的“吃大鍋飯”的木匠鋪;後者則熱衷於開帶有現代氣息的私人的小企業。前者的信條是“天底下最金貴的不是錢,是良心”;後者推崇的則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能賺錢就行”。這是傳統的良心與現代的金錢的對抗。《柏慧》的故事則是在象征素樸文明的葡萄園與象征現代文明的新的工業之間展開。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從地質學院畢業來到?三所,不能承受人際紛擾,再到一家雜誌社,還是不能適應這城市的生活,轉移到登州海角(一處窮鄉僻壤)的一個葡萄園,終於遠離城市的浩浩人流和拙劣的建築,找到自己的“世外桃源”,並決心“守望”這片綠色的土地。但現代化的腳步還是來到這裏,建立現代礦井的隆隆的炮聲意味著“我”將失去美麗的賴以生存的家園。這是素樸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對抗。這兩部小說雖然不同,但似乎可以歸結為同一範式:“改革\/人文”。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與“人文”兩個維度中,作者情感的天平完全傾向於“人文”一邊。在《魯班的子孫》中,作者的同情與讚美在老木匠黃誌亮一邊。並非如有的評論家所說的那樣作者是從抽象的道德良心出發的。作者通過其令人信服的藝術描寫,證明了黃誌亮的良心道義是世世代代勞動人民道德理想的凝聚,是他自己全部生活實踐的凝結,這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可寶貴的。在《柏慧》中,中心話語是“守望”:
……這越來越像是一場守望,麵向一片蒼茫。葡萄園是一座孤島般美麗的凸起,是大陸架上最後一片綠洲。
是的,在人們麵對現代工業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和其他種種社會弊端的時候,激起人們守望森林、山川、河流、果園等一切大自然的熱情,是完全合理的。這一範式的價值觀是人的價值與生存比什麼都重要。改革也好,現代文明也好,一旦妨礙了人的善良之心或詩意地棲居,又有什麼意義呢?然而這樣一來,“人文”的維度也就壓倒了“曆史”的維度,甚至於隻剩下“人文”這單一的維度了。那麼請問,曆史還要不要前進?科學文明還要不要加以提倡?物質文明還要不要發展?難道讓人類退回到原始的豐富性是合理的嗎?人文與工業化就真的是勢不兩立的嗎?如果作者是在寫一場保衛祖國的戰爭,難道也可以把戰爭的曆史維度,即它的“正義”問題放在一邊,而隻關注人性、人道和人文關懷嗎?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尋找理由來替這一藝術範式辯護的。因為,文學家是專門在人文、人性、情感這塊園地上耕耘的人。他們觀察現實的角度可以與政治官員、經濟學家、企業家保持一定的距離。政治官員、經濟學家、企業家所重視的方麵,他們可以不予關注或少予關注,相反政治官員、經濟學家、企業家所忽略的方麵,作家則會全神貫注地予以關注。這是作家的責任與權力。中外文學史上都有這種對曆史不恭而對人文道德理想傾注了熱情的優秀之作。從意識形態理論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意識形態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意識形態包括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意識形態、哲學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形態和審美意識形態(如宗教、文學、藝術)等。各種意識形態雖然最終要由社會的經濟基礎來解釋,但各種意識形態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政治的意識形態對其他各種意識形態雖有影響,但不是決定一切的。審美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常常是對處於中心地位的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不但不一味依附於它,相反要審視、反思這種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態在實踐中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新時期以來不再提“文藝從屬於政治”,就是基於文藝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性質及其功能,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是批判的聲音,而不必重複和圖解主流話語,從人的條件和人的生存需要的角度來幫助時代的健康精神環境的形成。
這樣,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作家,基於人文主義的立場對於工具理性、技術全能主義的啟蒙現代性的警惕與批判是有益於人類精神環境的平衡、人的全麵發展的。人文關懷的理想在他們作品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就顯示了自己的特殊意義。這種意義一方麵在於上述精神文化環境的平衡,另一方麵在於因為由於評價角度的不同,作家更多看到了曆史發展過程中的複雜性和種種負麵的情境,特別是曆史發展所付出的道德代價,這樣他們就從另一個角度真實地揭示了曆史的“本來麵目”。在人類的曆史上,曆史與道德常常出現二元對立現象,在激烈的社會轉型時期尤其如此。這體現出曆史發展的“悲劇性”,體現出曆史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嚴重“錯位”。西方的偉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以科學技術進步為指標的啟蒙現代性在文化、精神、價值、信仰方麵造成的巨大負麵效應。例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說:
進步的加速似乎與不自由的加劇聯係在一起。在整個工業文明世界,人對人的統治,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強。這種傾向不僅僅是進步道路上偶然的、暫時的倒退。集中營、大屠殺、世界大戰和原子彈這些東西都不是向“野蠻狀態的倒退”,而是現代科學技術和統治成就的自然結果。況且,人對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殘恰恰發生在文明之巔,恰恰發生在人類的物質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時刻。[13]
馬爾庫塞並沒有誇大事實,他隻是揭露事實而已。20世紀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類文明似乎進入一個新時代,曆史現代性高歌猛進,可正是在這個看起來是曆史進步的時代,人類也遭到了空前的戰爭災難和其他種種威脅人類生存的問題。與這種情況相對應,站在新的文明之外的以擁抱審美現代性為標誌的西方現代派作品往往是反現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反物質主義、反工具理性、反工業化、反城市化等),現代派的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對於啟蒙現代性采取了這樣或那樣的批判。然而這種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現代文明(自從人類社會進入現代以來,經濟發展、物質進步、征服自然、個人自由等一直是主導的思想意識)的盲點,客觀上有助於使人認識和警惕啟蒙現代性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福克納的作品則走得更遠,竟然反對南北戰爭,為北方的莊園主製度辯護。但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並不妨礙他們的作品的思想與藝術價值。如果福克納為南方的工業化進程唱讚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難想象他的作品還有如此強大的藝術力量。然而,我並不認為這種“唯人文主義”的作品就全然好。曆史的進步包括物質的發展,是人類必經之路,也是符合人類利益的,人文和人性的東西也要有物質的基礎,離開這種物質文明的基礎,人的生存質量也不可能改善。因此,離開啟蒙現代性所追求一定的物質條件來講人性、人情和人道,也是有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