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泛文化研究”模式
文學理論研究的第二種範式,是當下仍較為“火熱”的“泛文化研究”模式。這種研究模式率先起於對本土學術語境中長期占據支配地位的認識論、本質論、工具論文藝學模式的反駁,並在西方“文化研究”的譯介影響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場,爾後在文學理論與美學的“文化轉向”中扮演主角,直至延續到21世紀初關於“日常生活審美化”及美學的“生活論轉向”中。“泛文化研究”在理論的緣起上深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啟發,並希望通過這種話語機製的轉換超越傳統的局限於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而換以對“文藝的自主性進行曆史的、社會學的分析”,並在知識社會性的考察與曆史自省中超越過去的“認識論文藝學”“工具論文藝學”及“本質化文藝學”模式。[20]眾所周知,西方“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如威廉斯與霍爾等人。但他們對文化研究的定義也莫衷一是,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和實踐”,或是“文化與空間的關係”,或是“探究權利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包括性別、種族、階級、殖民主義等”,或是認為“文化研究是一個人們用來將他們對大眾文化的迷戀合法化的技術性詞彙”,如此等等。[21]但在“伯明翰學派”的推動下,文化研究成為20世紀80年代後最為活躍的一個理論領域,並且這種研究還將注意力從過去以“精英文化”為主體的文化現象推衍到了邊緣領域,如大眾文化以及與大眾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於是,對廣告、時裝、流行歌曲、摔跤節目等“日常生活現象”的關注與批判成為文化研究學者“介入社會”的一種方式[22]。
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加上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化進程,這種“文化研究”的思路與方法不僅契合了改革開放後市場化、庸俗化的消費之風,還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參與並介入社會的熱情一拍即合。因文化市場的興盛、大眾文化的蔓延,文化工業的崛起急需人文知識分子做出應對。而包含現實性批判意識並強調跨學科研究的“文化研究”模式恰好提供了理論的範式。因此,在中國的“文化研究”中,其指向的也仍是日常生活文化、大眾文化,它關注大眾傳媒、關注全球化、關注人的身份認同,展現的是與主流權利話語相對抗的質疑、消解和批判的立場。正如文化研究者所言:“文化研究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在倡導‘穿越學科邊界’的‘跨學科方法’(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也在積極地把文化研究打磨成一種進行社會鬥爭、從事社會批判的武器。”[23]可見,“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或領域,其開放性的批判是次要的,更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一種政治層麵的強烈介入,是一種文化與權力關係的探討,是一種對社會不良政治經濟製度和操控輿論的堅決反擊和批判”[24]。因文化研究注重和強調的仍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政治性批判,是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凸顯自己的社會責任意識與參與意識的回應與表達。所以,“文化研究”範式關注的重心已非傳統的作家作品,而是“已經完全離開文學研究的傳統對象,轉而研究一些像城市的空間建構(廣場、酒吧、咖啡館、民俗村、購物中心)、廣告、時裝、電視現場直播、校慶,等等”[25]。這種研究傾向與西方文化研究關注“當代文化”“影視大眾文化”“邊緣文化和亞文化”“權利關係及其運作機製”[26]等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