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相較於“自閉性”的哲學認識論範式,這種無限“敞開性”
的“超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泛文化研究”範式又能否解決文學理論的根本性問題呢?我們的答案是:可以提倡,但需改造。對此,我們認為:“文化研究對於文學理論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說它是挑戰,就是文化批評對象的轉移,解讀文本的轉移,文學文本可能會在文化批評的視野中消失。說它是機遇,主要是文化批評給文學理論重新迎回來文化的視角,文化的視角將看到一個極為遼闊的天地。”[27]因“文化研究”引入了跨學科的知識,強調文學與政治、社會、曆史、哲學等學科的互動關係,改變了傳統的“認識論”模式以及單一性的學科視角,能夠極大拓寬我們文學研究的理論格局,這是它的可取之處;但與此同時,這種脫離文學文本自身而一味與政治社會勾連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不僅遠離了文學文本,喪失了“文學理論起碼的學科品格”,更在“越權”式的承擔文化批判、政治學批判、社會學批判的任務中將文學拉向遠離文學的疆場[28]。
據上考慮,從學科發展的長遠角度看,“泛文化研究”範式因其偏離文學本體的路向,因而在學科品格的流失中同樣不能解決文學理論自身存在的問題。
(三)“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
文學理論研究的第三種範式,即“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是對以上兩種模式的變革、更新與發展。“文化詩學”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而興於21世紀之初,是基於以上兩種研究範式均無法或無力解決文學理論存在的問題這一邏輯基礎上提出的。它不僅在反思“認識論”範式中重視文學的“他律性”及“文化視野”,也在反思“泛文化研究”範式中強調文學的“自律性”及“審美性品格”。因此,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變革,通往一條既重視文學的“富於詩意”的“審美性品格”,又關注文本之外的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的“文化詩學”
之路,成為文藝理論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首先,文化詩學采取了多學科綜合整體性的研究視野,強調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互動互構關係,這有效防止了哲學認識論思維模式中的思維閾限以及單一性的學科視角,將文學研究引向更深、更廣的學理層次提供了理論可能;其次,文化詩學重視“文化研究的視野”,但又堅持“詩學”的落腳點,堅守文學研究的詩意品格,強調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因而既更新了文學研究的思維方法,又有效地防止了“泛文化研究”模式中學科品格的流失;最後,文化詩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的革新,提供了一套既切合文學本體又更加貼近實際的知識話語體係。
縱觀當代文藝理論的發展格局,在以上三種曆史時空的研究範式中,隻有變革更新後的“文化詩學”研究範式,不僅能在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互文參照中滿足文學與人類社會相互交織而可能出現的話語複雜性這一“現實性實際”,還能滿足多元媒介融合時代下文學不斷麵臨新問題、新對象而傳統研究範式又無法涵蓋與無力言說的這一“理論性實際”。正是在跨學科的廣闊文化視野中,通過將文學理論建立在“審美文化屬性”這一基礎前提下,才有可能提供一套更加全麵合理、更加有機係統的“文化詩學”的闡釋路徑,有效地化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危機,肩負起“理論之後”的文藝理論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