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以“審美文化”為中介和輻射,文學、文化與曆史之間的張力關係形成了一個循環流動的“力場”,在這相互協同與有機聯係的網絡關係中,為文學研究深入曆史文化語境,深入文學的文化意義載體,深入文本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及其人類生產方式提供了多向度的闡釋視界。弗雷德裏克·詹姆遜曾指出,“真正的解釋使注意力回到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曆史環境,也回到評論家的曆史環境”[35]。由此,他認為:“一定文本板結的既定東西和材料在語義上的豐富性與拓展必須發生在三個同心的構架之內:這是一個文本從社會基礎意義展開的標誌,這些意義的概念首先是‘政治曆史’的,狹義地以按時間的事件以其發生時序編年地擴展開來;繼之是‘社會的’,現時在構成上的緊張與社會階級之間鬥爭在較少曆時性和拘於時間意義上的概念;最終,曆史在其最寬泛的意義上被構想,即生產方式的順序和種種人類社會形態的命運和演進之中,從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們的無論多麼久遠的未來史的意義。”[36]根據詹姆遜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在三個漸次展開的闡釋視界內呈現:第一層是狹義的個別文本;第二層是擴展到社會秩序的文化現象中的文本,它在宏大的集體和階級話語形態中被重構;第三層是處於一個新的作為整體人類曆史的最終視界。詹姆遜這種“新曆史主義”的思維與我們主張的“文化詩學”在方法上具有相似處。即是說,文學藝術應該走出文本自身的封閉係統,通過“文化係統”的中介,揭示“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二者之間的聯係”[37],並在“語境化”與“互文性”的視域內把握文學的文化內涵。當然,與美國新曆史主義文化詩學代表格林布拉特、海登·懷特、詹姆遜等人熱衷於關注“文本”外的政治社會性的權力意識形態這一路徑指向不同的是:中國文化詩學的旨趣更體現在“審美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即通過對文學藝術的批評,承擔對社會大眾審美文化趣味的培養,擔負起社會倫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準則的價值引導這一責任。審美文化強調學術品格與文化品位,文藝作品肩負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使命。因此,文化詩學堅持審美文化的基點不動搖,堅持人文精神的內核不動搖,就必然在適應現實與時代需求的發展中迎來理論發展的蓬勃生機。
小結:文學作為一種審美話語,本身就是一種審美文化。“文化詩學”突出地強調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就是要凸顯文學藝術自身存在的獨特品格與學理特性。通過“審美文化”基點的確立,不僅突出了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屬性,也為文學研究溝通“語言—文化”、打通“內—外”敞開了空間。與此同時,在“審美文化”的構架內,通過引入“文化研究”的視野,堅持文學的跨學科綜合性研究,“文化詩學”既有效打破了過去孤立封閉的模式及單一性的學科視界,還在微觀語言細讀與宏觀文化批評的症候闡釋中為文學研究走向更深、更廣的層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闡釋學體係。因此,可以說,範式革新後的“文化詩學”詮釋方法,通過“審美文化”的基點確立,真正找到了一條既能回歸“文學本體”,又能通往一條多元文化對話的更加寬廣、更具學理、也更為有機係統的闡釋路徑,預示著文學理論的光明未來。
[1]童慶炳:《文化詩學是可能的》,《江海學刊》1999年第5期。
[2]童慶炳:《走向文學的綜合性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月3日。
[3]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劉再複:《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5頁。
[5]劉再複:《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7、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