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生命力的活躍”是意境的最核心的美學內涵,這一點目前研究論述得還不夠,這裏應加以申說。
現在學界都承認中國古代“意境”說的最後總結者是王國維。王國維本人也很自信,他在《人間詞話》中說:“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又說:“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麵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王國維認為他是“境界”說的提出者,是否有根據呢?因為無論“意境”還是“境界”前人早就提出,王國維有何理由說“意境”說是他提出的呢?當然我不認為“意境”說是王國維最早提出來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王國維意義上的“境界”說,對此,他也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因為,王國維的確在前人的基礎上加入了新見。我認為,王國維《人間詞話》中以下幾條最為重要。
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境非獨謂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也。”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詩人對自然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同憂樂。
“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久貧賤,轗軻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然讀之者但覺其深摯動人;非無鄙詞,然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遊之為病也。
以上七條,我們認為是王國維正麵論“境界”說最重要的言論。這些論述表達的意義有:第一,詩詞以“境界”為上,可以理解為意境是抒情詩的理想;第二,無論是寫景的還是寫情的,隻要是“真”的,都是有境界的;第三,所謂“真”,不僅僅是真實的“真”,同時是真切的感受,生命力的高揚,因為他相信尼采的話“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也”,這可以看作德國生命哲學在文學上的體現;第四,對詩人來說,隻有有生命力的人,才能在寫詩之時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才能與花鳥共憂樂,才能有生氣;第五,就是淫、鄙之詞,隻要不“遊”,仍覺其深摯動人、精力彌滿,因為這淫與鄙,正是人的生命力的表現。如果我們理解不錯的話,那麼王國維作為“意境”說的最後總結者,是把生命力的“彌滿”,看作“境界”說的核心。他所講的生命力觀念不但來自古代的“氣韻生動”“生氣遠出”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吸收了德國生命哲學的精神。王國維十分熟悉德國的生命哲學,還曾寫過《叔本華與尼采》等論文。對於叔本華、尼采的意誌理論、欲望理論等十分推崇。不難看出,他正是把中外關於“生命力”的思想彙於一爐,並熔鑄於意境理論中。王國維強調的是,隻有鮮活的、充溢著生命活力的情景世界,才可能具有意境,否則就沒有意境。
也正是基於對“生命力”的讚美,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認為李煜的詞是有意境的,李煜後期的詞是“血書”者也,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來書寫的,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生命節律的顫動。李煜是南唐後主,他在亡國後,過了三年的“此中日夕隻以淚洗麵”的俘虜生活,嚐盡人間苦難。生活的轉變,激發了他的生命力,寫出了一些顫動著生命律動的詞,如《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上闋倒敘,說隻有夢裏忘記是“客”(俘虜),還能貪戀片刻的歡愉。當夢醒後聽到雨聲,知道春光即將消盡,五更的寒冷,心頭的淒涼,分外使人無法忍受。下闋說千萬不要去憑欄眺望,隔著無限的江山已不能再看到自己的故園,回想亡國以前的生活與現在的俘虜生活相比,真是有天上人間的區別啊!這首詞之所以有意境,最重要的是李煜對自己前後完全不同的生活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這是他用生命的代價換取來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還舉過這樣的例子: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為什麼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呢?這不僅因為這個“鬧”字使“紅杏枝頭”與“春意”聯為一個整體,而且傳達出詩人心靈的情緒、意趣在春天蓬勃生機之中特有的愜意與舒展,就像那春光中的紅杏那樣活潑熱烈和無拘無束,這是生命力活躍的結果。
還有王國維的“隔與不隔”的問題,也應從“生命力的活躍”的角度來理解。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說: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穀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闋雲:“欄杆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裏萬裏, (此兩句倒置)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雲:“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
過去許多研究者總是以用典不用典來加以說明,不用典,所描寫的事物顯得顯豁生動,這便是不隔;用典則似乎隔了一層而不夠顯豁,這就是隔。這種流行的解釋不能說錯,但顯得膚淺。更深入的解釋應該是,所謂“隔”是因為用典過多或過於晦澀,不能生動鮮活地表現事物,不能使所描寫的事物灌注詩人的真切的生命體驗,從而不能引起讀者的想象和共鳴;所謂“不隔”不但是因為“語語如在目前”,更重要的是因為灌注了詩人真切的感受和生命情感,而使讀者的感受、情感也被激發起來了。隔是死的,無生命的;不隔是活的,有生命的,隔與不隔的區別正在這裏。意境的靈魂是所描寫的對象的生命活躍與高揚,使讀者不能不為之動情而進入那特定的詩意時空中去。
如果說王國維對“意境”說有貢獻的話,那麼我們認為他主要是給“境界”說注入了“生命力”這個重要的觀念,強調寫詞要有真情實感。這一點正是前人未能達到的地方。
那麼我們為什麼說“境界”說也是文化詩學的成功實踐呢?這主要是從司空圖到王國維都堅持“境界”有相互聯係的三層麵。
第一是語言層麵,“言外之意”“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語語如在目前”“著一‘鬧’字境界全出”……這些都是言語方麵的要求,平易近人,鮮活生動,能真摯傳達感情的言語,就是最好的言語。
第二是情感層麵,所謂“以血書者也”,所謂“深摯動人”,所謂“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所謂“精力彌滿”,都是指情感的真切來說的。
第三是文化層麵,這個層麵正是曆來研究注意得不夠的地方。實際上,“境界”說的真正完成是在王國維這裏,王國維為什麼要重新建構“境界”說呢?它是針對什麼問題而發的?這就不能不讓我們來考察王國維“境界”說所產生的曆史文化語境。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脫稿於1910年(宣統二年)9月,他當時34歲。如果我們考察他的《人間詞話》全篇的話,就會發現他是針對清代詞壇的弊病而發的。按照一般的理解,中國的詞作,從唐代末年到南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唐末到五代,這個時期的詞,多數在民間,屬於“歌者的詞”“伶工之詞”,是供演唱的,內容雖然簡單,但相思、離別的感情都表現得很真摯。可以說第一個時期的詞屬於民間文化和歌唱文化,民間的歌唱是必須有真實感情的投入的,否則唱者、聽者都會覺得索然無味。第二個時期,就是北宋時期,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柳永、秦觀等詞家都產生在這個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民間詞轉變為文人詞,作者是天才的詞人,雖然有些詞並不能歌唱,但都來自生活體驗,有親切的感受,有真情實感,意境深邃,猶如唐詩中的盛唐詩歌。這時文人介入了詞的創作,把自己真切的感受滲入詞中,詞的內容因而豐富闊大起來。詞從平民轉向文人,屬於詩人文化。第三個時期,是南宋時期,講究詞的音律技巧,不重視詞的內容,往往缺乏真情實感。胡適說,“這個時代的詞也有幾種特征: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內容……這種單有音律而沒有意境與情感的詞,全沒有文學上的價值。第二,這個時代的詞側重詠物又多用典故。他們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卻要作詞,所以隻好做詠物的詞。這種詞等於文中的八股,詩中的試帖,這是一般詞匠的笨把戲,算不得文學。”[12]胡適還舉過生動的例子:張炎的《詞源》裏說,他父親作了一首詞,其中有“瑣窗幽”一句,覺得不協律,就改為“瑣窗深”,還是覺得不協律,就再改為“瑣窗明”。胡適說,“瑣窗幽”改為“瑣窗深”還說得過去,改為“瑣窗明”,意思與原意完全相反,那麼那個窗戶是“幽暗”呢還是“明敞”呢?在內容上麵全不計較,隻求音律上的和諧,這完全不是詞人、詩人,而是“詞匠”了。[13]所以第三時期的詞隻能說是模仿性的,是一種“匠人”文化。王國維的“境界”說所針對的是清代詞的創作多數以南宋的詞為宗,以匠人文化為宗,對清代詞創作中隻重視工巧堆垛風氣不滿,所以“意境”說可以說是一種反對清代“匠人文化”的補偏救弊的理論,是一種推崇真切的感受、生命力的活躍的創作理論。當然,他的意境論吸收和融合了西方叔本華、尼采的理論,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可見,王國維的境界說,一方麵是詩學,強調創作要語語如在目前,要有真切感受,真情實感;另一方麵它根源於對文化的追求,這就是對北宋詞人的文化追求,鼓吹文人基於生活體驗的不拘一格的創造精神;同時又重視外來文化的吸收,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王國維最後完成“意境”說是文化詩學的成功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