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把“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聯係起來的理論與批評也不少。這裏僅就俄國的巴赫金的“文化詩學”思想做粗淺的介紹。
巴赫金(1895—1975年),俄羅斯20世紀重要思想家。目前他的著作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從19世紀到20世紀,俄國知識分子在俄羅斯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巴赫金也不例外。他一生坎坷,遭遇了不應有的壓迫。他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學術活動,於1929年出版了重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但被埋沒。同年因所謂的宣揚唯心主義而被判刑5年,被關在北方監獄,後又被流放南方。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名字重新在一些會議上出現,他的著作也重新出版。1963年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重新出版。1965年他的學位論文《拉伯雷在現實主義曆史中的地位》更名為《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的民間文化》出版。這兩部著作奠定了他在當時蘇聯文藝學界的地位。但他的成名卻在西方。根據統計,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各國研究巴赫金的著作達到120多種。80年代初中國開始關注巴赫金, 1998年出版了6卷本《巴赫金全集》。
一、巴赫金的“複調”理論
巴赫金在研究俄國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時候,提出了“複調”理論。西方的小說有兩個傳統,一種是獨白型的小說,一種就是所謂複調型小說。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獨白型小說。這種小說的主要特點是作者的統一意識貫穿全書,書中的人物都是按照作者設計構思的。主人公雖然也有獨立的思想,但這是作者賦予他的,是作者按照人物的性格邏輯呈現出來的。因此,獨白式的小說盡管人物的思想感情各異,都離不開作者的統一意識。在獨白型小說中,作者對主人公有什麼看法,不需要主人公知道,主人公也不會提出異議,因此作者也無須回答。在獨白型小說中,作者對主人公最終的評價,本質上是背靠背的評價,作者從來不會考慮主人公的權利,不會與主人公對話,征詢他的意見,主人公也無法改變作者對他的評價。因為小說中所有的一切都在作者的統一意識中。獨白型的小說,是作者的世界,對於所有人物的意識來說,它隻是作者的對象化,是作者的客體,“其中的一切,都是在作者的包羅萬象的、全知全能的視野中觀察到的,描繪出來的。”[14]巴赫金舉例說,托爾斯泰的小說都是獨白型的,托爾斯泰有一篇題為《三死》的小說:故事寫了三次死亡,有錢的地主太太、馬車夫和樹的死。馬車夫阿遼沙給一個生病的地主太太趕馬車,他在驛站的小茅屋裏從另一個快死的馬車夫那裏,拿走了一雙靴子,因為他快用不著了。這位馬車夫死後,活著的馬車夫在林子裏麵砍了一棵樹,用它在墳前做了一個十字架。就這樣三個生命和三次死亡表麵上聯係起來了,實際上托爾斯泰的故事的內在都是封閉的,相互間是無關的。巴赫金說:“這裏卻沒有內在的聯係,沒有不同意識之間的聯係,快要病死的地主太太,對馬車夫和大樹的生和死一無所知,它們沒有進入她的視野和意識。馬車夫的意識裏,也沒有攝入地主太太和樹木。所有這三個角色的生死以及他們的世界,相鄰共處於一個客觀的世界裏,甚至表麵上還相互關係著,但相互卻一無所知,也沒有反映。”[15]小說中的一切都隻是包容在作者的統一的視野和意識裏。
其次,我們來談談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的理論。那麼什麼是“複調”小說呢?這是巴赫金在閱讀和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係列的作品中,在和別的學者的爭論中提出來的理論。“複調”是一個音樂用語,意思是各個音調或聲部組成的樂曲,巴赫金用“複調”來比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特點。巴赫金複調小說理論的要點是什麼呢?我們先來聽聽巴赫金自己是怎樣說的。
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複調——這確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基本特點。在他的作品裏,不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展開;這裏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他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間不發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人物,在藝術家的創作構思之中,便的確不僅僅是作者議論所表現的客體,而且也是直抒己見的主體。因此,主人公的議論,在這裏絕不隻局限於普通的刻畫性格和展開情節的實際功能(即為描寫實際生活所需要);與此同時,主人公議論在這裏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場的表現(例如像拜倫那樣)。主人公的意識,在這裏被當作另一個人的意識,即他人的意識;可同時它卻並不對象化,不囿於自身,不變成作者意識的單純客體。[16]
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材料中相互極難調和的成分,是分成為幾個世界的,分屬於幾個充分平等的意識。這些成分不是全安排在一個人的視野之中,而是分置於幾個完整的同等重要的視野之中;不是材料直接結合成為高層次的統一體,而是上述這些世界,這些意識,連同他們的視野,結合成為高層次的統一體,不妨說是第二層次的,亦即複調小說的統一體。[17]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生活中一切全是對話,也就是對話性的對立。[18]
從以上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理解“複調”小說理論。
第一,小說中人物的獨立思想。與獨白型小說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主人公具有獨立的不受作者控製的思想。每一個人物,都不受作者統一意識和視野的控製,他是獨立的自由的,他想他所想,做他所做,不是作者的傳聲筒,也不是作者的批判對象。主人公的議論不是作者的議論,完全表現主人公的思想立場。這樣一來,作者的權力就大大減弱,他不能背後議論,自己也要受到質疑,人物不必理睬作者對自己的幹預,作者在小說中失去了全知全能的作用。但這不能說作者的立場不重要,巴赫金說:“複調小說中作者新的立場具有正麵的積極的意義。如果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作者意識完全沒有得到表現,那是荒謬的。複調小說作者的意識,隨時隨地都存在於這一小說中,並且具有高度的積極性。”“作者的意識,感到在自己的旁邊或自己的麵前,存在著平等的他人意識,這些他人意識同作者意識一樣,是沒有終結、也不可能完成的。”[19]
第二,小說中人物思想的充分平等的價值。每個人物的思想都受到尊重,因為他們之間的思想是平等的,是“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他們各自的世界”,作者隻是“人類心靈的全部秘密”,作者所寫的是“人身上的人”,即不依附於他人的人。無論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就思想而言,都是地位平等的,都是具有價值的。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沒有獨白型小說中那種“正麵人物”和“反麵人物”。用巴赫金的話來說:“不管是‘反麵人物’還是‘正麵人物’,他們的思想都不構成作者描繪的指導原則,因而也起不了組織小說整個世界的作用。”[20]所以巴赫金認為,盡管有法庭,但審訊者和被審訊者的思想地位是充分平等的。
第三,小說人物的不同思想之間的對話構成了“複調”。巴赫金認為複調小說的核心是不同人物思想之間的平等對話。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生活的本質是對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對話。他的小說中的人物的思想交鋒也是對話。小說中有多重對話,作者與人物的對話,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對話,這個人物與那個人物之間的對話,這多重具有不同思想的對話就構成了小說的複調。巴赫金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的時候,說偵查員波爾菲裏與被偵查者拉斯柯爾尼科夫之間的三次會見,並不是“偵查審訊”,而是“極為出色的真正的複調對話。”[21]同時,巴赫金又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對話,既有“大型對話”,又有“微型對話”。“大型對話”是指小說內部與外部的對話,或就整個作品的結構而言,是對話式的,即當作一個“大型對話”來結構。“微型對話”則指“對話”深入內部,滲入小說的每種語言中,把小說變成了“雙聲語”,滲入人物的每一種手勢中,每一個麵部表情的變化中,這就決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基本語言特色就是“微型對話”。什麼是“雙聲語”?什麼是“微型對話”呢?巴赫金以小說《窮人》中的傑符什金的語言為例,來加以說明。下麵是小說中的一段話:
前兩天在私人談話中,葉夫斯塔菲·伊萬諾維奇發表意見說,公民最重要的美德就是會賺錢。他開玩笑說(我知道他是開玩笑),一個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人的累贅——這就是道德。我沒有成為任何人的累贅!我這口麵包是我自己的,它雖然隻是塊普通的麵包,有時候甚至又幹又硬,但總還是有吃的,它是我勞動掙來的,是合法的,我吃它無可指摘。是啊,這也是出於無奈嘛!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得不幹點抄抄寫寫的事,可我還是以此自豪,因為我在工作,我在流汗嘛。我抄抄寫寫到底有什麼不對呢!怎麼,難道抄寫有罪,還是怎麼的!他們說:“他在抄寫!”可這有什麼不體麵呢?[22]
從這一段看,傑符什金的意識似乎出在別人對他的議論中,他對此很不以為然,因此他的話似乎是在跟人辯論。這裏暗含了雙聲,似乎有兩張嘴在說話,而不是一個人在獨語。就是說在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中,滲入了他人對他的看法,在主人公的自我表述中,嵌入了他人議論他的話,他再進行反駁,這就形成了雙聲話語。巴赫金用對話的形式對這段話作了改編:
他人:應該會掙錢,不應成為任何人的累贅。可是你成了別人的累贅。
馬卡爾·傑符什金:我沒有成為任何人的累贅!我這口麵包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