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到宣城是天寶十四載(755)夏天,李白55歲。這有《贈宣城趙太守悅》《江上答崔宣城》等詩為證。趙悅為李白的朋友,天寶十四載夏,從趙悅自淮陰遷任宣城,這是有案可查的。李白這首贈詩分四段,第一段歌頌趙氏先輩如何聲名顯赫,第二段歌頌趙悅本人如何賢能,第三段歌頌趙悅光榮的發跡過程,第四段則主要寫李白希望借助趙悅的地位,得到提拔,而施展自己的才華,其中的句子有“願借羲和景,為人照覆盆。溟海不震蕩,何由縱鵬鯤。所期要津日,倜儻假騰騫。”此時安史之亂還未爆發,所以李白還是想找機會,去施展自己的才能。這個時間段,李白的感情仍然十分積極,不可能寫出《獨坐敬亭山》那種孤寂的詩句。
第三次到宣城是肅宗上元元年(760),李白60歲,離去世僅剩一年餘。這次到宣城有《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禦》等多首詩為證。《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中原走豺虎,列火焚宗廟。”“四海望長安,頻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很顯然,這是李白在安史之亂後到宣城。這裏的“崔子”即“崔宣城”,也即崔欽,天寶十四載(755)即為宣城縣令,安史之亂後仍為宣城縣令。這次又“召”李白到宣城。但我們從《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禦》一詩“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的句子中可以知道,這是指至德二載(757)永璘王兵敗丹江事。57歲的李白其時正在永璘王幕府中,他自丹陽南逃,旋被捕入尋陽獄中。58歲時被流放夜郎,至白帝城已是第二年春三月,遇大赦,坐船返江陵。在流放返回江南後,李白由崔欽縣令相邀再次走入宣城。李白一生有兩大理想,一是“扶社稷”“濟蒼生”,二是“求仙訪道”,但安史之亂之後,特別是他進入永璘王幕府,被判罪流放夜郎遇赦返回江南之後,他已經到了花甲之年,貧病交加,他的雄心壯誌隨風飄散。所以這第三次到宣城,已經沒有先前的種種豪言壯語。《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禦》第四段末是這樣寫的:“……據鞍空矍鑠,壯誌竟誰宣?蹉跎複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頹光,金波忽三圓。時遊敬亭上,閑聽鬆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這意思是說,我雖老壯如馬援,可徒有壯誌,竟無所成,蹉跎歲月,憂恨歸家。就像那善操舟之人,無風可乘,也就無法破萬裏浪,甚至失計,困於江岸,淹留度日,月三圓而時間已晚了。我隻好遊敬亭山,聽著鬆濤而入眠,或者泛宛溪而弄水月,用盡沽酒之錢,以沉入醉鄉,或讀讀《莊子·秋水》,以求養生之術,此外我還能做什麼呢?情緒的消沉,不但從詩的內容中顯現出來,也從詩的語調中流露出來。這種感情譜係與《獨坐敬亭山》所抒發的孤寂之情是一致的。因此《獨坐敬亭山》作於李白60歲第三次到宣城之時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第四次到宣城是寶應元年(762),是年唐玄宗、唐肅宗先後去世,唐代宗(年號寶應)即位,李白62歲。李白從金陵到當塗,依附族叔李陽冰。李陽冰比李白年輕,其時為當塗令。李白可能於晚春三月,最後一次遊宣城,其情緒之低落,不言而喻。秋天回到當塗,病情加重,不久去世。這次到宣城,也有詩作。《獨坐敬亭山》寫於這最後一次宣城之旅時也是可能的。[52]
以上資料,大體上可以證明《獨坐敬亭山》一詩寫於李白生活的晚年,即去世那一年,或去世前一年。因為隻有這兩年,李白的情感色調與其感情譜係的變化是相符的。
下麵,我將尋找解讀這首詩的方法。解讀的方法應與盛唐時期詩歌創作的追求,以及李白詩歌創作的藝術追求是一致的。
自六朝到唐代,中國詩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是唐代律詩形式完全成熟,並進入一個興盛時期;第二是唐詩就其多少而言都是講“興寄”的,那種為寫景而寫景的詩歌已經少之又少。這與陳子昂的美學提倡有關。陳子昂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嚐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詠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53]“風雅”中的“興寄”逐漸成為盛唐時期詩歌創作的共同追求。這是唐詩與六朝詩歌的一個很大的區別,也是與後宋詩的一大區別。而李白個人的藝術追求,也是與陳子昂的“興寄”相一致的。
李白的《獨坐敬亭山》有何“興寄”?這就要進入此詩寫作的曆史語境。這首詩既然是作於李白生活的最後兩年,即761年或762年,其時安史之亂已經平息,李白因參與李璘起事,為幕府,後被唐肅宗定位“叛亂”,以致獲罪,流放夜郎,要是遇不到大赦,他可能在牢獄中死於夜郎;他沒有杜甫所受到的待遇,因抗亂有功而被授予左拾遺的官位,盡管這官位品級極低。李白生前的最後兩年是落魄的。身體極壞,心境極差,連個安身之地也沒有,流轉於金陵和宣城一帶,最後不得不依附年紀比自己小的族叔李陽冰,李陽冰僅僅是當塗的縣令,官職很小。李白此時覺得自己一生的兩大理想:“安社稷,救蒼生”和“求道術,任俠行”,都付之東流,完全沒有實現。其內心的孤獨可想而知。他就在這樣的境況下,又一次來到宣城敬亭山。他是“獨坐”在那裏的,也許“獨坐”的時間太長了,以至於原本還在山邊飛的鳥、飄動的雲,都在不知不覺中先後飛走了,飄離了,不再陪伴他了,這是“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這兩句的意涵。那麼,還有什麼留下來呢?那就是敬亭山了,所以他孤獨地望著敬亭山,敬亭山也孤獨地望著李白,李白感覺到空前的孤寂無奈,這就是“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的意涵了。所以從上述介紹的三說中,我是比較同意第二說的,真的是看似寫眼前之景,其實呢,是把孤獨之情淋漓盡致地寫盡了。動的鳥、雲,本來蠻可愛,可它們不再陪伴我,這裏李白甚至可能默默地回想到自己的一生,唯有靜靜的山還在,似乎對我還有情,我們隻有互相對望了。後一聯,可以說是“情以物興”,又“物以情觀”,山讓李白倍感相陪伴之情,李白也回贈以情感的一瞥,形成生動的詩意的兩相對望。詩的美處也就在這對望中顯露無遺。整首詩寄托的是李白晚年孤獨寂寞的感情。日本學者碕允明《箋注唐詩選》:“山上獨坐幽寂之際,但鳥與雲可愛也,然皆去而不留……鳥雲瑣瑣之物,何足問焉?二物不相厭者,隻有我與敬亭山耳,以山為有情,妙境物極。”這是從詩的意脈出發的一種理解。本來,飛鳥多可愛,雲彩多可愛,但它們紛紛離去,剩下的隻有不會移動的敬亭山,隻有與敬亭山對視而不厭,反映人的寂寞。這種解讀比較合理。又,《唐詩鑒賞辭典》分析這首詩的時候,以李白一生長期漂泊 ,飽嚐人間心酸的經曆為背景,結合詩所寫的情景,認為“此詩寫獨坐敬亭山時的情趣,正是詩人帶著懷才不遇而產生的孤獨與寂寞的感情,到大自然懷抱中尋求安慰的生活寫照。”前二句“看似寫眼前之景,其實,把孤獨之情寫盡了。”後二句寫詩人與敬亭山相望,周圍沒有人與景物與我相望,“世界上隻有它還願與我作伴吧”[54]。從詩歌的意脈上看,這種解釋是符合實際的。
既然前人已經作了合理解說,為何還要寫這麼長的文章來再解說呢?這是因為前人的“孤獨寂寞”說,隻是從詩本身的印象或義脈中得來,沒有進行曆史的考證,沒有進入曆史語境,不少人認為不是確論,甚至出現了宣城敬亭山那個偽造的碑文,說此詩是李白對玉真公主懷有什麼感情,誤導人們對《獨坐敬亭山》的理解。因此必須對此詩的意義進行曆史的義證,以有力的曆史事實和深厚的曆史語境排除錯誤的理解。我始終認為解讀詩歌要從詩的整體“義脈”著手,但“義脈”的解讀是否正確,最終要有曆史語境作為基礎。
解讀古詩是文學教師經常性的活動。過去的解讀,其中包括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印象式的解讀,一直持續到今天。近來,我對這種印象式的解讀產生了懷疑。我覺得接受一首古詩,甚至像《獨坐敬亭山》這樣簡單的古詩,如果停留在印象式的解讀,而不進入整體義脈和曆史語境,那是會遭遇到困難的。實際上,詩人寫詩,都是在特定的曆史語境,針對著特定的遭際而發的。如果我們的解讀,不能進入曆史語境,不了解詩人寫作時的遭際,那麼我們的解讀隻是個人的一己之見,並不能符合詩歌原有的實際意思。當然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每個人因自己的“先見”不同,可以有自己的解讀,但如果我們要是把解詩首先當作一種求真活動的話,就要大體上追求作者的原意。
近幾年,隨著文學理論和批評所麵臨的困局,我一直提倡文化詩學,其中又有兩點特別應加以關注:一點是要把文學理論和批評與現實生動的文學創作密切地聯係起來;另一點是要把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問題放置回原有的曆史語境中去解讀。這後一點是針對我們麵對文學史上各種文學作品的批評來說的。任何作品都不是孤立的,它產生於特定的曆史語境中,那麼回到曆史語境去尋找原意,就是求真的活動,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活動,文學批評的真諦也就在這裏。文學理論和批評追求真善美,但求真不能不是基礎,隻有在求真這個基礎上,才可能進一步去求善與美。
於此可見,對李白《獨坐敬亭山》的解讀,講具體人物,講具體時間,講具體地點,講具體事件,講具體情境,講具體關係,即講這些曆史語境,就顯得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