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展開了比對《雜色》與《王蒙自傳》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我這裏隻就他最早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和中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曆史語境,談一些具體的看法。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和之後的幾年(可以算到1956年),作為年輕的布爾什維克的王蒙,隻需看看他帶有自傳性的小說《青春萬歲》,我們就可感受到王蒙如何沉浸在勝利的歡欣與喜悅中,也可以看見黑暗統治被推翻的曆史勝利的場景。那的確是一個值得書寫的時代,舊社會的崩潰,統一戰線的完成,土地改革的勝利和億萬農民的歡呼,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直到1956年中央提出口號:向科學進軍!王蒙個人則從“十四歲時候敢於加入地下黨的中國共產黨,十五歲時候敢於退學當幹部,麵對這樣的時代,十八歲的時候敢於如火如荼地追求心愛的女孩子,十九歲的時候就不敢拿起筆寫一部長篇小說嗎?”[55]青年作家王蒙意識到:
我一定要寫,我一定可以寫一部獨一無二的書,寫從舊社會進入了新社會,從少年時期進入了青年時期,從以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為主開始了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寫從黑暗到光明,從束縛到自由,從卑微到尊嚴,從童真到青春,寫眼睛怎樣睜開,寫一個偌大的世界怎樣打開了門戶展現在中國青年的麵前,寫從歡呼到行動,歌唱新中國,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遠的萬歲青春。
我確實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出人頭地,我堅決相信我們這一代人是不尋常的,我們親眼看到舊中國的崩潰,我們甚至參加了創造偉大嶄新曆史的鬥爭,我們少小年紀便擔當起革命的重任,我們少小年紀便嚐到了人生百味曆史圖景,而時代、曆史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你如果不去寫,你留下的是大片空白,對於你,對於他和她,對於世界,對於曆史。[56]
王蒙在這裏對於《青春萬歲》寫什麼——“金色的日子”“中國青春”“時代”“曆史”,還有“時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57]——說得很清楚,對於怎麼寫——“獨一無二”“堅決相信”“歌唱”、從什麼什麼到什麼什麼——也說得很清楚。這就是《青春萬歲》所進入的曆史語境。
幾十年後,王蒙寫他的《雜色》,主人公曹千裏帶著他的老馬要到一個地方去。一路所見所遇有喜有憂,有美麗也有不堪,有厭惡也有溫暖……例如,曹千裏“開始進山”,他發現“馬把他帶到一個全然不同的天地裏來”“荒涼的光禿禿的戈壁和光禿的山嶺已經結束了,前麵是一個蔥鬱而又豐富的世界……”王蒙這裏沒有生硬的比對,而是用藝術的隱喻,寫出了一個似曾相識的世界。正如他所說:“這兒就是山中聖地!這兒就是塞外江南!”當然一路遇到的困難、艱辛、危險更是不可勝數。王蒙的確如小說中說的:“艱難與光榮,歡樂與驚險,幸福與痛苦,就在這看來平平常常的路程上。”這裏,不僅他的《青春萬歲》在這條路上,他的另一部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似乎也在這條路上。如果說,光榮、歡樂和幸福更多地化入《青春萬歲》中的話,那麼《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更多地藝術地化入了困難、驚險和痛苦。《青春萬歲》和《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寫實的,而幾十年後的《雜色》則是隱喻性的,後者通過藝術隱喻體係把前兩者似乎組合在一起,形成一部包含曆史與現實的奏鳴曲。但三部作品的曆史語境不過是新中國成立後五六十年代的發展、起伏、曲折、變幻而已。
談到《雜色》的曆史語境,不能不談到《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這部小說的遭遇。因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及其後續的爭論和受到的批判是王蒙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在《雜色》中從草地抬頭看得到那天空的“黑色”,隨後是猝不及防的狂風暴雨,曹千裏和他的老馬都狼狽不堪,似乎就隱喻著他的這種命運的轉折。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王蒙在寫《青春萬歲》期間,“為了調節一下腦筋,於1956年5月至7月寫成的。”[58]小說表麵上寫的是官僚主義,實際內容要複雜得多,“組織部的缺點不是‘官僚主義’一個詞所能簡單概括、一言以蔽之的。這裏幹部責任心的衰退,事業心的淡漠,表麵上是主觀上的工作作風、思想意識上的問題,深層次則與客觀的政治體製上、曆史文化傳統上的、人性中的問題有關。”“王蒙試圖通過這篇小說,告訴人們生活的複雜性、混沌性……卻從中得出一個明確、清晰、是非分明的判斷:這是一篇反官僚主義的小說。”毛澤東很少評論當代文學作品,但在1957年2月至4月則集中談了青年作家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個題目是《人民文學》發表時改的)。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這年9月,黨召開了第八次代表會議。會議指出:隨著新中國進入第七個年頭,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生產力的落後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在開幕式的講話中指出:“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誌進步的。”於是醞釀一次新的整風,並決定次年5月1日正式發動。也就是在1959年9月,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了,似乎恰巧也是以反官僚主義為主題,與毛澤東的講話一拍即合,毛澤東對王蒙作品的好感由此產生。從1957年2月談到4月,他都是在支持和保護王蒙的小說的,也指出正麵人物寫得不夠“高大”問題,但保護是主要的。毛澤東前後五次談到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第一次是在1957年2月16日上午,這次會議是基於王蒙的小說發表後引起熱烈的爭論,讚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部隊評論家馬寒冰發表了《是香花還是毒草?》,李希凡發表《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毛澤東看不下去,決定在文藝界開一個座談會。座談會在頤年堂召開,周揚、張光年等文藝界領導參加。據張光年回憶,“小說和批評文章正逢其時。於是前者(指王蒙)受到讚揚,後者(批評者)受到指責。他當場對周揚說:‘周揚同誌,你找王蒙談談,告訴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對官僚主義。第二是你有片麵性,你的反麵人物寫得好,正麵人物弱。’他讚揚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華,有希望’。”毛澤東在當年4月前讚揚王蒙,保護王蒙,是因為當時整風還沒有開始,要執行“雙百”方針,他把王蒙的作品看成反對官僚主義的作品,他對批評者的文章十分不滿,同時他對王蒙的這篇小說的藝術有感覺,覺得有發展前景。
第二次是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重要講話。這次參加會議的人很多,不少高級知識分子都參加了這個會議,聽取了毛澤東所做的《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再次談到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黎之根據講話錄音記載,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有個人叫王明,哎,不對,叫王蒙。他寫了篇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批評我們工作的缺點。仔細一查他也是個共產黨,共產黨罵共產黨,好嘛。有人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的城牆這麼高,官僚主義不少。現在有人圍剿王蒙,還是部隊的幾個同誌,大軍圍剿啊,我要為王蒙解圍。”這段話,在毛澤東正式發表的文章中被刪去了。
第三次是在1957年3月6日到3月13日的全國宣傳工作會上,毛澤東兩次談到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次是在小範圍的談話中說:“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麵圍剿王蒙,所以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他指出,現在的一些批評者不先搞調查研究,不先了解情況,不了解北京也會有官僚主義,就胡亂批評,他不提倡這種風氣。
在會議就要閉幕前又講了一次,這是第四次講王蒙,說;“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麼要保他?你們要抓他,派一團人把他抓起來就是了。”顯然,這第四次講話,還是針對幾個部隊批評家而發的。
第五次,毛澤東提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在一次內部談話。據郭小川日記記載,這一天下午給邵荃麟打電話,在電話中,“荃麟告訴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登的《人民文學》怎樣修改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同時認為《人民日報》也是不好的……現在的‘百花齊放’究竟是誰在領導。主席主張《人民日報》的這件事要公開批評,荃麟說,秦兆陽為此很緊張。”秦兆陽當時是《人民文學》副主編,他修改了小說。秦兆陽的修改令毛澤東“震怒”的原因,是小說主人公林震有兩段比較堅定要與官僚主義做鬥爭的描寫被刪去了,這樣林震鬥爭的勇氣就顯得比較弱。
毛澤東主席五次談到要保護王蒙,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吹響了反右派鬥爭的號角之後,反右鬥爭的狂潮完全不可止息。誰也保護不了王蒙。王蒙終於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雖未經大場麵的批鬥,隻是五六個人批評了一下,可最後的定性還是“敵我矛盾”。他先被罰到北京郊區勞動改造,隨後就被送往新疆,在新疆漂泊了十六年,直到新時期開始,改正了右派的身份,才重新拿起筆,開始了新的創作生活。
《雜色》中有一節描寫: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又是一陣風,遊絲不見了,臉上感到一絲涼意,曹千裏不由得四處張望一下,他的目光一下子被遙遠的高天的西北角上的一抹黑色吸引住了。
不至於吧?不至於吧?陽光還是這樣明亮,天氣還是這樣晴和,綠草還是這樣濃豔而心境又這樣安詳。仔細看看,那兒真的有點發黑嗎?哪裏?哪裏看得見?恐怕是因為太陽太好,才使你眼前出現了看見黑影的錯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