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薛萬徹還曾向唐太宗說起過自己下山之時留有後路之事，說道：“當初，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實在是慚愧，慚愧。”
唐太宗笑道：“哎，俗話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麵不知心。’不能怪薛將軍多心，當初進退之事，乃事關身家性命，怎能兒戲？所以說，薛將軍沒有錯。朕還要感謝薛將軍這樣看得起朕，信服於朕呢！”
薛萬徹連忙起身，雙手抱拳行禮，說道：“大王言笑了，我薛萬徹從此願為您效犬馬之勞。”
就這樣，太宗又收下了一個俠肝義膽之士，身邊又多了一個信得過、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王珪原本是太子黨，曾和李建成一起謀害唐太宗，太宗知道他的才能，就任命他為諫議大夫。王珪更是不負太宗所托，做事忠心耿耿，處處為太宗出謀劃策。
唐太宗還注意重用山東人士。唐太宗曾經說過：“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所以在貞觀元年，“太宗嚐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殿中侍禦史張行成跪奏說：“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陋。”這些話引起了太宗的注意。定州義豐人張行成，少師事著名經學家劉炫，後在王世充那裏當過度支尚書，與山東各種勢力聯係廣泛。而唐太宗之所以器重他，讓他預議大政，就是因為張行成的意見反映了山東豪傑的願望。
為了進一步籠絡山東士人，唐太宗開始重用山東地區的人才，魏征、崔仁師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這些山東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門，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門。這些人出身低微，但熟悉基層民情，重用他們有利於迅速穩定河北、山東地區。所以這一舉措出台後，唐太宗很快就在這兩個地區樹立了威信，穩定了當地的政治局勢。
然而，在唐太宗下令寬待敵對勢力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地方並沒有認真執行太宗的旨意，而是爭相捕捉原東宮和齊王的餘黨，企圖以此來邀功請賞。最終竟使得這些逃亡在外的餘黨，終日惴惴不安，過起了打家劫舍、胡作非為的生活，搞得一些郡城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諫議大夫王珪知道後，向唐太宗報告了此事。太宗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並於七月下令，重申要嚴格貫徹執行寬撫的政策。詔中指出：“六月四日以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
為了消除玄武門之變在封建倫理道德方麵的不良影響，申明玄武門之變的正義性，唐太宗特地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元吉為海陵王，諡曰“剌”。按照《諡法》，“隱拂不成曰隱。不思忘愛曰剌；暴戾無親曰剌。”
在唐太宗下令以禮安葬隱太子建成之時，以皇子趙王李福為建成的後嗣，親自送建成棺柩到千秋殿西門，痛哭致哀。
禮葬建成前夕，魏征從山東返回京城，遷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王珪也升為黃門侍郎。他們聯名“上表”說：“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置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思，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於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結釁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殺是理所當然的。同時頌揚唐太宗“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以禮改葬二王。接著，從封建禮儀上陳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這裏絲毫沒有煽動東宮舊屬的怨恨情緒，反而從道義上彌補了骨肉相殘所留下的傷痕。對此唐太宗當然樂意接受，於是原來十分激烈的秦王府與東宮、齊王府之間的矛盾也借此機會得以消除，唐太宗也進一步取得了各位臣僚的忠心支持和擁護。
安撫政策使得唐太宗在玄武門之變後不到一年的短短時間之內，就迅速緩解了原東宮、齊王府臣屬對自己的仇視情緒，並對他們委以重任，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原秦王府臣屬共同輔佐自己。
由於唐太宗對原東宮、齊王府黨徒實行寬容政策，在消除了敵對勢力的同時，還為自己網羅了一批文臣武將，為“貞觀之治”的繁榮強盛奠定了人才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