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進士很難考，有人從少年考到白頭，沒有考中的比比皆是，終生未中，老死科場的大有人在。為了達到考取的目的，應考的舉子就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有的在考前和考試期間到處叩拜公卿，送些禮物，這麼做無非是想得到公卿王侯的賞識，好替他向主考官推薦，混個臉熟。有的沒有熟人，連公卿王侯的麵都見不著，他們幹脆跑到官僚的車馬前跪獻文章，這叫做“求知己”。把自己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寫成卷軸，獻給達官貴人或者名流學者，請他們把自己推薦給主考官，這叫“行卷”。
行卷在當時很流行，也很管用，有好多人因此飛黃騰達。行卷的第一篇十分重要，那些達官貴人隻對第一篇看得比較仔細，後麵的隻是瀏覽一下而已，所以舉子們都十分用心。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到長安應考，向當時的著名詩人顧況行卷。顧況看見白居易的姓名，開玩笑地說：“米價方貴，長安居大不易”（長安米價正貴，居住很不容易），有點看不起白居易的意思。等到他打開行卷第一篇《賦得古原草送別》，念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句的時候，不由得大加讚賞，說：“能做這樣的詩，‘居’亦‘易’矣！”於是，到處讚揚白居易的才華。行卷促使一些讀書人在應考以前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努力創作高水平的作品，這對唐代文學的發展起了一些積極作用。
明經考的是經書的填空，即考官把經書中的一些字句貼了，考生把它補上。進士考的是文章詩賦，考取進士的人，如果不通經史，要遭到考官的非難，不能成為朝廷命官。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主持複試，進士張昌齡、王公瑾等因答不上經史的題目而落第。唐太宗對二人的文才早有所聞，即詢問王師旦。王師旦說：“這樣的人會寫文章，但為文輕薄，文章浮豔，必不能成大器，如果把他錄取了，後麵的人就會爭相仿效，陛下提倡樸實的文風就會改變。”
科舉製度使讀書人有了奮鬥的目標，凡學有專長的人都可申請報名考試，合格後，由州郡推薦到中央考試，改變了魏晉以來由貴族壟斷選士的作法，把選人用人的權收歸中央，有利於統一國家以才選官的製度。這種製度又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使天下人才，盡為唐帝國效勞。
許多出身貧寒的人，通過科舉製度，得到了高官厚祿，還有機會擔任尚書、宰相之類的顯赫職務。
隋孫伏伽出身小吏，大業中進士，貞觀任戶部侍郎、大理寺卿等高官。
李義府出身貧寒，通過考試而進入朝廷任職，貞觀後期任宰相。
到貞觀以後，出身寒門的高官比比皆是，據史書記載，唐代當上宰相的就有142人，未傳的還很多；出身士族的宰相有125人。
這是唐太宗開了好頭，出身貧寒而位極人臣者已多於出身士族的人，結束了魏晉以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麵。科舉製度的影響很大，科舉出身是人人追求的目標，有些高門貴族，雖然位極人臣，但因不是進士出身，自己覺得臉上無光，也會招來整個社會的白眼。
科舉製度使大批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政府機構。像家世寒素的李義府，怕自己不能參與政權，曾經寫詩說：“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回答他說：“我將全樹都借給你，哪裏隻是一枝啊！”後來，李義府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上層社會，最後擔任過宰相之職。
唐太宗實行科舉製度，官吏的選拔和任用都由中央決定，這就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有利於國家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