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代雄才之主，唐太宗在集權專製的同時，還能注意到君臣共同治理天下。
君臣之間，同心同德，上下相親，形成合力，此乃為一種製勝之道。“君臣事同魚水，則海內可安”的道理幾乎人人都懂，但並非所有君王都能做得到。唐太宗不僅武功卓越，而且還是一位文采突出的英明君主。在治理國家方麵，他沒有像另外兩位文武雙全的帝王——商紂王、隋煬帝那樣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相反，他強調的是君主應該與臣下共同治理天下，以成治道，必須使得君臣之間，上下同心，形成一種“合力”，並以這種合力去推行自己的統治。
合力謀略無疑是唐太宗製勝之道的法寶。合力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在於君王與大臣的共同治理國家方麵，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形成一種凝聚力，雙方同心同德，眾誌成城，以圖達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唐朝是在隋朝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唐初君臣對於隋朝滅亡的教訓還記憶猶新。鑒於隋朝短暫而亡的慘痛教訓，唐太宗還與左右大臣們曾就如何治理天下進行過激烈的討論。有一次，魏征提到隋朝的禁囚事件，即隋煬帝下令捕“盜賊”，一天之內竟殺死兩千多人。唐太宗認為如此妄殺無辜，不隻是煬帝無道，同時也與臣下失職、沒有盡到忠心有必然的聯係。他說：“為臣者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煬帝君臣如此，何得不敗？”他認為，即使君主自己賢明，但如果臣下不能進諫直言，國家同樣會陷於危險之中，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義，致天下太平。”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唐太宗所主張的“君臣事同魚水”並不等同於君臣之間的絕對平等關係，這種“事同魚水”必須是在君主專製的前提下實行的，正如他所說“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唐太宗將君臣合力治國的關係提到國家興亡、社稷安危的高度來認識，無疑又把“合力”這一謀略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唐太宗為了實現君臣合力共理天下，經常與群臣論治，指出“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並要求“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由於太宗從日常生活中發現了自己的諸多不足，由此他得出結論：“自知者明，信為難矣”，並指出：“帝王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複憂勞，安能盡善？”
正是出於這種帝王不是“盡善”之人的結論，唐太宗主張依靠臣下，集思廣益。他曾對大臣魏征說：“美玉通常隱藏在石頭中，不經良工雕琢，與瓦礫一樣沒有什麼區別。如經過良工的精心琢磨，去掉石、瑕，就可以成為傳世之寶。朕雖然算不上美玉，但還是希望你們這些良工來費心琢磨。”又對王珪說：“金礦在山中時，並沒有什麼可貴的，隻有經過冶鑄之後才能成為精美的器物，為世人所珍惜。朕就是那未經冶煉的金礦，卿好比善於冶鑄的良工。”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他對大臣們所說：“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可見，唐太宗非常重視君臣之間的同心協力，將大臣對君主的“極言無隱”看做是“協力同心”的表現。太宗深知要實現君臣之間的合力，就必須善於接受他人的建議，即：容人納諫，以圖改正自己的缺點。事實上他也做到了這一點。
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宰相房玄齡、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監竇德素，便問他最近宮中正在營建什麼工程。後來，竇德素將此事告訴了唐太宗，太宗大怒，認為房、高兩人管得太多，召來二人痛斥了一番。他說道：“你們隻要管好朝廷大事就行了，至於宮中事情，與你們何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