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齡、高士廉見太宗臉有怒色，不敢作答，隻能謝罪辭退。可是這件事被魏征知道後，魏征隨即上奏說：“臣不理解陛下為何斥責房、高二人，二人何罪之有？也不知他們二人為何謝罪？房、高二人既然是宰輔大臣，如同陛下的左膀右臂，有什麼事情他們不應知道的？即為人臣，就有必要侍奉其主。營建工程需要多少費用，這些工程有無必要，這些都是宰相應需了解的。陛下斥責他們是何道理，臣實在難以想通。如果房、高二人過問得對，陛下就不應該責備他們，臣想他們之所以謝罪，恐怕因為是陛下不識大臣之職吧？”
一番話把太宗問得啞口無言，平日裏太宗口口聲聲強調要君臣合力，共治天下，而現二位宰相真的負起責來，太宗卻責備了他二人，這顯然有悖於君臣合力共治的原則。聽完了魏征的話後，太宗也覺得自己做得甚是不妥，不久他便向房玄齡、高士廉二人表達了自己的愧疚之意。
唐太宗這種知過能改的表現，其實正是其君臣合力共同治理天下思想的反映。對於唐太宗這一思想，清代史學家趙翼分析指出：“（唐太宗）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為世大戮。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
唐太宗將自己比喻成在石之玉、在山之金，而把輔佐自己的大臣比作良工，無異於公開地承認了自己缺點和不足，他深切地希望臣下能夠幫助自己改掉這些不足，使自己成為美玉良器。唐太宗通過這兩種比喻，明確表達了他想通過君臣合力共治，將大唐王朝治理好的真切願望。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大臣都畏懼皇帝，為了自保或得到高官厚祿，做事都要看皇帝的眼色行事，猜測揣摸皇帝心理，投其所好。李世民儀表威武，相貌堂堂，大臣們在他的麵前，連手腳都找不到放處。
太宗知道後，一改常態，和顏悅色，主動找臣下交談，漸漸得到大家的信任，在大臣們的心中成了和藹可親的人，大臣們辦事也不再畏首畏尾。這給了太宗很大的啟發。他說：“人要看自己是什麼樣子，須靠明鏡。皇帝要知道自己的過失，須靠忠臣。如果沒有忠臣糾正皇帝的錯誤，要想不亡國是不可能的；國君失國，臣也不能保家。隋煬帝暴虐，不準臣下說話，聽不到自己的過錯，終於滅亡。虞世基等人專門在他麵前說好聽的話，最後還是不免一死。悲劇發生不久，至今還曆曆在目，你們如果看到我做了不利於人民的事，必須直言規諫。”他多次表示，即使說錯了什麼，甚至對皇上有什麼不恭之處，他也不予責難。真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太宗一定知道齊威王納諫賞諫的曆史經驗：戰國中期，齊威王接受鄒忌建議，下詔群臣吏民上諫，分三等重賞，不久，齊國一度成為亂世中的霸主。
唐太宗實現君臣合力的措施是廣開言路，虛心納諫。
為了充分發揮君臣之間的主觀能動性，唐太宗還多次下詔激勵臣下，要求群臣各盡所能。如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七月，唐太宗下詔提出：“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
求諫反映了唐太宗集思廣益的性格特征。他在戰場上是一位英勇無敵的猛將，能征善戰，足智多謀，但他認識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隻有集中各方麵的意見，才能把國家治理好。他舉例說：“我年少時就喜愛弓箭，得到幾十張弓，我以為這是世上最好的弓。可是拿給製弓的師傅看，他們卻說，其中有幾把不是好弓。我問什麼緣故。他們說，木心不直，自然脈理就邪，弓雖然硬，發箭卻不能直。我才知道自己過去鑒別的不精。我用弓箭定天下，還不能真正識別弓箭的好壞，何況天下的事情，我怎麼能都懂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