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樣一位所謂佞臣，在太宗時期卻變化很大，不但不進讒言，而且逐漸開始關心國事，積極為治理國家出自己的一份力。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即位之初，太宗因諸官吏大多都有收受賄賂的行為，欲加懲治，但苦於無證據，就讓身邊的人去賄賂官吏以試探，刑部司一位小吏不知是太宗故意如此，就收受絹一匹，太宗下令處死。當時裴矩任民部尚書，知道此事後認為太宗處置不當，遂進諫說：“管吏受賂，罪本應死，但是陛下派人賄賂，這是故意誘使人犯法，與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說教大相徑庭。”太宗聽後十分高興，為此專門召集五品以上朝官，告訴他們“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麵從，何憂不治！”太宗此言不僅是表彰裴矩，也是通過此事鼓勵百官大膽諫諍。
裴矩前後判若兩人，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曆史現象，也引起了舊史家的關注，宋代著名史學家司馬光評論說：“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即標杆），臣者景（影）也，表動則景隨矣。”司馬光的這些見解確有合理之處，在封建專製時代，君權至高無上，君主的素質如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時代的政治風貌。
唐太宗虛心納諫的事在曆史上成為美談。
貞觀初年，在一次宴會上，唐太宗旁邊有一美人，這個美人是廬江王李瑗的愛姬，因廬江王反叛，被沒入宮。
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廬江王無道，殺害其夫而奪其妻，暴虐之甚，如何不亡？”
王珪問：“陛下認為廬江王做得對不對？”
太宗說：“怎麼能殺了人還要強娶其妻呢？你問我對不對是什麼意思？”
王珪說：“我聽說《管子》裏有這樣一件事：齊桓公到郭國去，問郭國父老：‘郭國為什麼會滅亡？’父老說：‘郭國的國君喜歡善良而厭惡邪惡。’桓公說：‘像你說的，乃是賢明君主，怎麼會滅亡呢？’父老說：‘不，郭國國君喜歡善良而不能用，厭惡邪惡而離不開，所以就滅亡了。’這婦人還在皇上左右，我還以為陛下認為廬江王是對的。如果認為他不對，那就是厭惡邪惡而不能離開。”
太宗很高興，認為王珪說得非常正確，立即把這個美人還給她的親人。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說：“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愚昧。隋煬帝喜歡自誇，護短拒諫，臣下不敢犯顏。虞世基不敢直言，不能算很大的罪過。商朝微子裝瘋保全了性命，孔子稱為仁。”
杜如晦說：“天子有諍臣，即使無道也不失天下，虞世基怎麼能夠因隋煬帝無道，不納諍諫又不勸諫呢，身居重位而偷生，又不辭職離去，和微子裝瘋是不同的。虞世基身居重位而無一句諫言，應當處死。”
由於大臣各抒己見，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事事都考慮得十分周全，揭示的問題不但深刻，而且涵蓋麵很廣，唐太宗更是虛心接受他們的意見，使得事事都按國家的需要去做，朝野上下，形勢一片大好。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為了解全國的情況，要求裴寂等一班大臣積極上書言事，分析天下的形勢，以確定國家今後的方針大略。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全國經濟有所恢複，太宗認為東都洛陽的宮殿過於卑陋陳舊，於是下詔修複乾元殿，以備巡狩。侍中張玄素得知此事後，急忙上疏，提出“五不可”，要求停止工程。
張玄素在奏疏中稱：“臣嚐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畢就，楚眾離；乾元畢工，隋朝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仇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
唐太宗聽張玄素把自己說得連隋煬帝都不如，心裏很是氣憤，他反問道：“卿以朕不如煬帝，何如桀、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