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說：“國家廣開言路，所以上書的人特別多，陛下親自批閱，是希望有可取之處，所以有人乘機宣惡言。臣下勸國君，要恰到好處，言語要委婉。漢文帝要去祭高祖廟，出便門，坐樓船，禦史大夫薛廣德攔車摘帽說：‘應該從橋上過，陛下如果不聽我的勸諫，我就要自刎，用我頸上的血灑在你的車輪上，使你進不得祖廟。’漢文帝不高興。光祿大夫張猛說：‘我聽說君聖臣直，乘船危險，過橋安全。聖主不乘危險的船，廣德的話應該聽。’文帝說：‘曉諭別人，難道不應該這樣嗎？’於是就從橋上過。以此言之，張猛真是直臣諫君啊。”
太宗聽了，轉怒為喜。
魏征諫太宗的事例很多，且有很多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太宗一一聽從，並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實現了貞觀大治，如果沒有虛懷若穀的性格，是聽不進這些逆耳忠言的。
魏征說：“陛下能夠勵精圖治，那麼三皇就可以變成四皇，五帝就可以變成六帝，夏、商、周、漢不足道也。”
魏征把唐太宗和傳說中的理想君主相提並論，所以敢於犯顏直諫。任何人都有缺點錯誤，關鍵應看他是否聽得進別人的批評建議。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對長孫無忌等說：“臣下對帝王多順從而不違逆，甘言而取容。我今發問，不得有隱，應依次列出我的過失。”
長孫無忌、唐儉都說：“陛下聖明，使天下太平，我們看沒有什麼過失。”
劉洎則說：“陛下撥亂反正，一心創業，實在功高萬古，正如無忌等所言。但是前不久，有人上書，言語不合陛下意者，當麵責問，使上書者羞愧而退，恐非鼓勵進言者。”
太宗說：“這話很對，我一定改正。”
有一次，太宗發怒，下令殺掉苑西監穆裕，太子李治進諫，太宗息怒。長孫無忌說：“自古太子之諫，都是利用有利時期慢慢勸說，現在陛下盛怒，太子卻犯顏直諫，古今未有。”
太宗說：“與人相處，自然染上對方的習性。自我登基以來，虛心容納正直之言，有魏征朝夕進諫。自魏征死後，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不斷勸諫。太子從小在我的身邊，耳聞目濡，染以成習，故有今日之諫。”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屢次發動戰爭開疆拓土，還大興土木，百姓勞役越來越重，充容徐氏進諫指出：“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胄，舟車倦於轉輸，”“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又說：“夫珍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徐氏通過這些事批評太宗。太宗對徐氏的進諫非常高興，表示願意糾正錯誤，還重重賞賜徐氏，鼓勵其他後宮人員也進諫。
貞觀時期諫諍成風，從朝野到後宮處處都有進諫之言，使太宗集多人的智慧來治理國家。這對於天下大治的形成有積極的作用，正確的決策對國家、對人民的好處是無可估量的。這一時期吏風變得清廉，生產迅速發展，經濟逐漸繁榮，法製得到進一步健全，國家機構都沿著正常的軌道運轉。這都與大家的積極進諫和太宗的從諫是分不開的，君主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擁有者，他的一言一行都關係到國家的命運，賢明的君主就會給人民帶來安定的生活，清明的政治。
唐太宗胸懷大誌，要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他集雄才大略和從諫如流為一身，位極人主而兼聽納下為一爐。這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沒有一個皇帝在這一點上可以和他相比。唐太宗極力推崇君臣合力共治，使得唐朝最終形成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麵。由於君臣上下集思廣益，考慮問題比較周到，所以一些好的政策能夠及時推行，而那些“惡政”則能夠及時得到匡正，從而避免了擾民現象。唐太宗“君臣事同魚水，則海內可安”的合力思想對於後人來說，不失為一種寶貴的啟示。
在太宗的倡導與鼓勵下，二十多年間逐漸形成了官吏積極諫諍的良好風氣，唐朝政治開明，經濟也繁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