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打天下，馬下治天下，這是人們早已熟悉了的道理！
每一個時代的開始，都要來一番“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演習，唐太宗能夠創造貞觀之治的奇跡，主要是“偃武修文”、注重文治的結果。
封建統治者為了能更好地統治人民，就必須找一種禮儀來約束人民，唐朝之前，不論是六朝還是隋朝都很注重禮學。例如隋文帝就讓牛弘收集南北朝的儀注修訂成《五禮》，《五禮》內容豐富，禮儀繁多，長達130篇，可以稱得上長篇巨著。隋煬帝即位後，為了使《五禮》更加完整，他聚集大量的禮儀官員到廣陵，共同修訂《五禮》，他們收集了南北所有的禮學，編成了《江都集禮》。
禮包括忠、孝、信、義、禮、廉、恥，說法不一樣，本質是一個：培養和造就成千上萬的順民。
道德著眼長治久安，道德就是精神文明。儒學不可爭勝，但是可以久安，儒學講究道德。所以孔夫子的子子孫孫，至今享受祖宗蔭蔽。
戰爭破壞了一切，也破壞了人們的日常行為規範，使天下變得亂七八糟。春秋時期，人們為了利益，不惜弑父弑君，把整個西周的一係列規章製度踩在腳下。
孔子驚呼禮崩樂壞，但卻也無可奈何。他曾遊說諸侯，推行仁政，複興和製定日常行為規範。但各國君主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不把孔子的話放在心上，孔子也隻好退而辦學，使自己成為一個老教書先生，以期靠自己的學生完成自己的未竟偉業。當然孔子沒有想到的是，幾百年後，漢武帝把他的學問和思想定為至尊，更沒有想到，曆代帝王會不斷追封他。
當李世民即位之後，在貞觀初年的君臣共議治國方針時，許多追隨唐太宗在外征戰的將領（包括一部分文臣）紛紛主張“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也就是繼續以武力對外進行征服，以炫耀大唐帝國的軍威和士氣。
這些人之所以提出這一主張，固然有上述“震耀威武”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還在於他們對於行軍打仗更為在行，而且邊境地區仍然麵臨著一些少數民族的侵擾，所以他們認為借助初唐時期連戰連勝的勢頭，就可以使“四夷”臣服，大唐帝國的境內就會消弭騷亂。然而，這個主張卻遭到名臣魏征的強烈反對。唐太宗問魏征是何緣故，魏征指出：“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隨後魏征又列舉了曆史上“偃武修文”趨於繁盛的大量實例，使唐太宗欣然接受了“偃武修文”的建議。
唐太宗這一治國方針政策的轉變，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由於隋末天下動蕩，社會經濟凋敝，百姓生活非常貧困，人們渴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但是唐朝初年仍處於統一戰爭時期，百姓所盼望的安定局麵並沒有到來，直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才基本平定各路豪強，從而為與民休養生息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人心思定的情況下，以文治國比使用武力征伐更能取得明顯成效，也更有利於維護統治集團的利益。顯然，唐太宗李世民對上述情況深有了解，因此當魏征提出“偃武修文”的文治方針時，他不顧其他大臣的反對，而是積極製定政策，努力推行，終於取得顯著成效，奠定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麵。
為了推行以文治國的方針，唐太宗首先推出了“尊儒崇經”的政策。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經典學說一直被封建統治者奉為治國安民的指導思想，曆代帝王無不盡力倡導，唐太宗當然也不例外。
唐高祖、唐太宗出身於關隴集團，對於儒學原來並不很熟悉，但為了統治的需要，他們在建立唐朝之後，也逐漸提倡儒學之道。如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並博求其後；武德七年，高祖親至國子學，釋奠於先聖、老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後代為褒聖侯。
唐太宗即位後，又就如何評價與發揮周公、孔子之道的統治作用進行了討論。唐太宗有一次對大臣說：“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鞅）、韓（非）刑法實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論之。”大臣魏征立即回答說：“陛下言之有理。商鞅、韓非之道隻能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治理天下臻於盛世，所重者莫過於儒家王者之道！”
對於儒學創始人孔子，唐太宗尤其尊崇。有一次他說：“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他認為孔子的儒家學說猶如鳥之翼、魚之水，不可缺失，這足以說明他是將儒家學說奉為治國指導思想的。
唐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視儒學，是因為儒學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有著妙不可言的功用。在《舊唐書·儒學傳》中，曆史學家為我們揭示了其中的奧秘：“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顯然，儒學具有維護封建等級、助益風俗教化的作用，因此當然受到唐太宗及其臣僚的青睞。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貞觀君臣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尊儒崇經。《貞觀政要·崇儒學》中對此有較詳細的記載：“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幹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鹹得署吏。”可見不僅對孔子尊崇備至，連一般儒生也得到優遇。之後，唐太宗又詔令尊孔子為宣父，在兗州特設廟殿，撥20戶民家供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