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唐太宗又大力褒揚前代著名的儒學大師，給予他們的子孫以蔭官待遇；對於經學大師，則不分南派、北派，“用其書，行其道”，隻要對治理國家有所幫助，都兼收並蓄，各取所長。這樣就極大地鼓舞了各地學子爭相學習，在社會上形成了尊儒崇經的文化風氣。
唐太宗尊儒崇經的另一個重要措施就是設置弘文館。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被封為天策上將時，就在秦王府創設了文學館，以此收聘人才賢士，成為李世民重要的政治顧問決策機構，並在玄武門之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朝當時的情況比較複雜，政治上的統一必然要求所有的東西都趨於統一，禮儀也不例外。但是南北禮學的差距甚大，隋朝曾經下了很大的工夫用於修訂禮儀。唐初李淵剛進入長安之時，“天下方亂，禮典湮沒”。於是李淵大至都是沿用了隋禮。唐太宗即位後，就在隋禮的基礎上加以損益革新。貞觀二年是禮儀製定的重要時期，房玄齡召集了許多禮儀官員，以隋朝的禮儀為依據，通過對社會的考察，製定了適用於唐朝的禮儀製度。這次製定的禮儀被命名為《貞觀新禮》，曆時五年，但是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貞觀七年（公元633年），也就是《貞觀新禮》製定還沒有多久，就發現禮儀製定有很多不足之處，唐太宗也不太滿意，於是下令重修《貞觀新禮》。為了能修訂得更完善一些，他同時任命房玄齡、魏征等人一起參與修訂，另外還命人找來當時著名的學者孔穎達、顏師古、李百藥、令狐德棻等。到貞觀十一年，禮儀再次修訂完成，命名《貞觀禮》，共有138篇。唐太宗下詔頒布天下，說：“廣命賢才，旁求遺逸，探六經之奧旨，采三代之英華，古曲之廢於今者，鹹擇善而修複，新聲之亂於雅者，並隨違而矯正。”
唐太宗也對禮法很重視，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盡量讓自己符合禮法的規範。例如，他根據周禮對國君死了才避諱作了規定，他認為周文王在世時並沒有避諱，春秋時的魯莊公也沒有避諱，所以規定“世”“民”兩字不連讀的都不必避諱，以免引起用字的混亂。貞觀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表說，看到密王李元曉等人對皇帝的兒子互相下拜（回拜），認為這不符合“禮”的要求，因為他們都是王爵，就要以叔侄相待，不能違背常規。太宗下詔李元曉等人，對吳王李恪、魏王李泰致禮下拜，不能答拜。
禮儀製度是每個社會都需要的，而封建社會更重視禮儀，封建社會用禮儀製度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用禮儀來教人們臣服於他們的統治，不要反抗。其中有很多不合理的禮儀製度，對人民毒害甚深，例如什麼一女不侍二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有很多好的禮儀，一直流傳至今。封建的禮儀製度是為上層階級服務的，是維護森嚴的尊卑的封建等級關係。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對大臣們說：“近來聽說京城的官員和百姓，在父母喪期中，有人竟然相信巫書，在辰日那天不哭，以此謝絕吊問，這是敗壞風俗的行為，違背了人倫禮法，命令州縣官員予以教育，一定要按喪禮的規定居喪。”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太宗對大臣說：“佛道施教化，本是行善的事，怎麼能使和尚、尼姑、道士妄自尊大，坐著接受父母下拜呢？這是傷風敗俗，違背禮法的行為，應馬上禁止，仍要他們向父母下拜。”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對房玄齡說：“近來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然家世已衰落了，可是還依仗舊時的名望，自稱士大夫，每當嫁女給別的家族，都索取大量財禮，敗壞風俗，擾亂禮法，和他們的地位很不相稱，應實行改革。”
唐太宗命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人修訂氏族誌，高士廉等人仍把崔民幹列為第一等。太宗說：“有的人才能低下，還以為門第高貴而悠然自得，販賣祖宗的名望。我不理解社會上為什麼看重地位，士大夫應該立德立功，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者道義素高，學藝宏博，才能成為高尚門第，才可稱為大丈夫。現在崔、盧這些家族，隻是誇耀先輩，怎麼能和本朝的大臣們相比呢？你們仍把崔氏作為第一等，是輕視我給你們的官爵？”
於是崔氏列為第三等。按當時的官，崔民幹隻是個侍郎，不應列到第三等，但已把皇族立在第一等，外族列第二等，太宗不再堅持。
太宗下詔：“不準因自稱高尚門第而索取錢財，糾正因自稱門第高而不孝敬公婆，從今以後，明白告示，使大家懂得嫁娶的儀式一定要符合禮法。”
同年，禮部尚書王珪的兒子王敬直娶太宗女南平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