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說：“《儀禮》規定了媳婦有拜見公婆的禮節，近代風俗敗壞，公主出嫁，拜見公婆的禮節都廢了，現在皇上英明，一切都按照禮的原則辦事。我接受公主的拜見，不是為了抬高自己，而是要全國樹立崇尚美德的社會風氣。”
王珪和妻子坐在公婆的位置上，命公主拿著帕子，行洗手進食的禮節。太宗聽到後非常讚成。從此以後，公主下嫁，如父母健在的，都要完成這一禮節。
太宗說：“昔周公相成王，製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複刊定，未知堪為後世法否？”
魏征稱讚說：“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辟以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修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除了官修《五禮》外，還盛行私人的禮學研究，出現了不少著名的“三禮”專家。
於是，“禮”製約著各種社會關係。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十一月，太宗在洛陽宮積翠池宴請群臣，賦詩一首：
日昃玩百篇，
臨燈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
商辛亦流湎，
姿情昏主多，
克己明君鮮，
滅身資累惡，
成名由積善。
魏征也作詩道：
終藉叔孫禮，
方知皇帝尊。
太宗很高興，說：“魏征一開口，就要我以禮作為行動的準則。”魏征的詩中引用了劉邦的典故，劉邦當上皇帝後，叔孫通為他製定朝禮，劉邦高興地說：“到了今天，我才感到皇帝的尊貴。”魏征所說的“叔孫禮”即指此。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太宗下詔：“常服未有等第，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因諸侯來京朝拜的人都租房子住，與商人雜居，僅能安身，接待之禮不充分，命令用京城的空地，為各州來京的朝集使造府第，完工後太宗還親自去視察。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禮部尚書王珪上奏：按照禮法，三品以上官員在路上遇到親王，不應該下馬，現在都下馬，違背了禮法。
太宗說：“你們想抬高自己而貶低我兒子嗎？”
魏征說：“魏晉以來，親王在三公之下，現在三品和六部九卿給親王下馬，這是不適當的，舊時的禮法沒有這樣的先例，現在的禮法也無規定。”
太宗說：“太子是準備繼承皇位的，假若沒有太子，就要按同母弟依次立為太子。按這種推斷，你們不能輕視我的兒子。”
魏征說：“商朝有兄死傳弟的事，自周朝以來，太子必立長子，以斷絕庶子非分之想，堵塞禍亂根源。治理國家的人對此要十分謹慎。”
太宗準奏，三品以上官員見親王不再下馬。
貞觀十四年，太宗對禮官說：“同住在一起的人死了，還要為他穿緦麻，而叔嫂間卻沒有喪服，舅父和姨媽，親疏差不多，喪服卻不同，都不合禮法，其餘有親情而喪服輕的，也要上報。”
就在這個月內，尚書八座和禮官研究後上奏：“禮是用來判疑惑、定遲疑、辨異同、明是非的，不是從天上來的，也不是從地上生的，是人的感情決定的。人們的關係首先在於九族和睦，九族和睦要從最親的人開始，由近及遠，親屬因有親疏而有差別，喪事的禮數就要依次減少。舅舅和姨媽，雖然是同輩，但是從母親份上看，舅是母本家，姨媽是外姓親戚，姨媽不在母族之中。現舅喪服三月，姨五月，失掉了根本，應調整。曾祖父母，舊服喪三月增為五月，嫡子婦、舊喪服九個月，增加為一年，其他子婦，舊服五個月，請增為九個月，嫂和小叔，過去無喪服，現服五個月，給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哥哥服五個月，舅舅增加和姨媽一樣，服五個月。”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二月癸醜，太宗對侍臣說：“今天是朕的生日，民間以生日為喜慶之日，在朕看來，大為不當。”他說子路對父母非常孝順，自己吃粗糙的飯食，而把米留下來侍養父母。當他父母去世後，子路就說再也不能背米侍養雙親了。“況且《詩經》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為什麼為自己的生日而勞累父母呢？這種做法不符合禮法。”太宗的這種觀點與傳統的習俗不太一樣。但他的這種提法確實新穎別致。
唐太宗即位之後，及時調整了統治方向，由武德年間的重武輕文改變為偃武修文，並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因而使唐太宗統治的貞觀時期，出現了我國封建社會少有的繁榮盛世景象——觀貞之治，這顯然應歸功於唐太宗以武撥亂、以文治國的政治策略。這對當今社會其實也是一種有益的曆史經驗借鑒。
太宗用禮儀來影響人們的行為活動，協調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使人民在自然而然中接受一種有利於上層階級的思想，接受被統治的現狀，從而達到穩定社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