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三日五覆奏，是唐太宗對人命的重視。
貞觀五年，張蘊古任大理寺丞。相州人李好德向來有瘋病，說了誑語，太宗下令抓進監獄。
張蘊古向太宗說：“李好德的瘋病是有證據的，按法律對精神病患者不該治罪。”
太宗答應赦免，張蘊古把太宗旨意告訴了李好德，又和李好德博戲，被權萬紀彈劾。太宗大怒，將張蘊古斬於東市，隨後又後悔了。
他對房玄齡說：“你們食君主俸祿，必須把君主的憂慮作為自己的憂慮，事無大小，都應留意，不問你們，你們就不說，不合理的事也不勸阻爭論，還說得上輔佐我嗎？像張蘊古身為法官，和囚犯遊戲，泄漏我的旨意。罪行嚴重，但按法律，達不到死刑，我當時非常憤怒，馬上下令處死。你們竟然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主管部門又不回奏，就執行了死刑，這樣治國怎麼會清明呢？”
唐太宗於是下詔，凡判處死刑的，已經下處決令的，都要三日五次回奏。如果法官不按司法程序進行，將受到嚴厲的懲罰。不經回奏就處決死刑犯的，判流放2000裏；奏報得到批準後，要三日後才能行刑，如果不滿三日就行刑的判1年的徒刑。
為了保證不出現刑訊拷問，屈打成招的冤案，唐太宗健全了刑訊製度，下詔“對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並在法律中規定，要正常審訊，如果法官違法進行拷訊，要處以“杖六十的刑杖”的處分。拷訊不得超過3次，總共不得超過200下。拷滿不承認的，取保釋放。如果把犯人拷打致死，以過失殺人罪論處。
青州發生了一次“謀逆”事件，地方州縣抓了很多人，個個帶上刑具，遭到嚴刑拷打。監獄裏關滿了犯人，重刑之下，屈打成招。朝廷派崔仁師前去處理。崔仁師一律去掉刑具，給“犯人”飲食，用熱水沐浴，並安慰他們，從實際情況出發，結果隻抓了十多人，其餘的全部無罪釋放。
在司法中，有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或報私仇，或誣告其他人。
貞觀三年，魏征任秘書監，參與朝政，長安行霍、行斌上書誣魏征謀反，唐太宗當然不信，因謀反罪是要處死刑的，誣告者被處以斬刑。
貞觀九年八月，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沒按規定的時間率軍到達，被李靖處分。高懷恨在心，誣告李靖謀反，調查結果無任何證據，高被判死罪，減刑流放邊陲。
有人說，高甑生是秦府的功臣，應該寬赦。
太宗說：“高甑生不聽李靖指揮，又誣告李靖謀反，這樣的行為都可以寬赦，法律怎麼實施？國家自晉陽起兵以來，功臣很多，若都獲免，人人都可以犯法而得免，國家還怎麼治理？我對過去的功臣是不會忘記的，但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不能赦免。”
貞觀時期司法製度很嚴格，但這不是太宗立法的本意，太宗立法的本意是使臣民共同守法，才是太宗想要收到的效果，用法律製裁人民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在《貞觀政要》裏唐太宗對戴胄說：“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這正是貞觀時期法治達到的效果，從平民到上層人人都能守法，不是因為唐朝的人比前朝的人好，而是由於完善的法律製度。
據記載，當時社會狀況是：“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於是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雖然說這有誇大之辭。但是，貞觀一代，執法嚴格，吏治清明，社會安定，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貞觀時期，法律能實施得比較好，自然不會是憑空而來的，是經過很多人的努力才達到貞觀盛世的效果。
唐太宗以法治國，自己也遵守法律。
唐太宗雖然自認是天之子，但他畢竟也是凡人，是人就不可能事事都完美。他雖平時作風果斷，比別人看得遠點，但有時也會犯錯誤，“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之事。但唐太宗與一般的君主有很多不同之處，他能稱得上一代明君。唐太宗的與眾不同之處，就是能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自覺改正。單從這一點看，他就比其他君主明智得多。唐太宗認為，自覺守法，並非小事，尤其是以他的身份，做到自覺守法，其影響非同小可。例如，廣州都督黨仁弘一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黨仁弘在任期間，不為百姓著想，反而到處扶強淩弱，中飽私囊，強搶民女，擅自賦斂。在他管轄之內，民憤衝天，怨聲載道。後被人告發，應當判處死罪。唐太宗憐其年老，又念其元功，從寬發落，“貸為庶人”。這顯然不符合法律程序，唐太宗為此“請罪於天”。眾大臣認為太宗“寬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請”。盡管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有很大的責任，說自己有三罪，即知人不明、以私亂法、未能善賞惡誅。太宗的君主風範，博大胸懷著實令人敬佩。
唐太宗有時也不能盡知自身缺點，所以要求大臣經常提醒他自覺守法。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直言進諫：“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於喜怒。遇事則矜其情於法中，遷怒則求其罪於事外。”魏征同時對太宗和執法大臣提出了批評，但要唐太宗帶頭承擔責任，帶頭守法，唐太宗“深嘉而納用”。同年，他聽說法官審案失之公允，便立即詔見大理卿劉德成，問道：“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劉德威解釋說：“此在人主，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改變此風的辦法是，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唐太宗聽後頗有感慨，遂令寬刑輕法。如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有一個州刺史名叫賈崇，手下人犯了“十惡”大罪而被禦史彈劾。按法律應該連坐，但太宗認為上古的聖賢都不能避免其親近人中有不賢者，如陶唐氏是大聖人，其子丹朱卻不賢；柳下惠是大賢，其弟盜蹠卻為巨惡大盜。他們都不能感化自己的親人改惡從善，卻要求如今的刺史做到這一點，豈不是強人所難嗎？太宗進而分析說：“如果因此而使刺史連坐，以後恐怕大家都互相掩蓋罪行，使得真正的罪犯得不到懲治。”於是規定今後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再連坐，但必須認真察訪捕捉罪犯，肅清奸惡，“由是斷獄平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