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帶頭守法，也要求臣下遵守法紀，嚴格執法。
律令頒布之後，能否得到嚴格的執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單單君主守法不行，最重要的是執法者守法，嚴格按法律行事，如果立法者不遵守法製，法官們違法辦案，法律製定得再完備也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唐太宗對這些道理有著深刻的認識，他經常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如果說，魏征督促君主帶頭守法是可嘉的話，那麼，唐太宗訓誡臣下遵守法紀、嚴格執法也是可取的。君臣互勵，相得益彰，才能吏清民安，社會安定。
唐太宗鑒於隋末官吏違法過濫的曆史教訓，要求臣下嚴格守法。在唐太宗的倡導下，唐初循良輩出，執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麵。貞觀元年，唐太宗發布詔令，指出律令已頒，“內外群官，多不尋究，所行之事，動乖文旨。”諄諄告誡臣下以後如有違犯，嚴加懲罰。爾後，唐太宗又對大臣說：“朕見隋煬帝不以官人違法為意，性多猜忌，惟慮有反叛者。朕意不然，但慮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滯。”從以上內容可見唐太宗的苦心，隻是擔心臣下是否奉公守法。史稱：“太宗皇帝削平亂跡，湔洗汙風……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人知恥格”是遵法守法的思想前提，“俗尚貞修”則是官風淳樸的事實反映。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他對大臣們說：“每天都孜孜不倦於國事，不僅僅是擔憂老百姓，也要你們能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我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你們如能小心守法，常像我一樣畏天地，不僅是百姓安寧，自身也常得安樂。
古人說：‘賢者多財損其誌，愚者多財生其過。’這話應引以為戒，如徇私貪汙，不但破壞了公法，損害了百姓，即使事情未暴發，你內心豈能不恐懼？恐懼多了，也有因此而死的。大丈夫豈有苟貪財物而害生命使子孫感到羞恥呢？大家應深思啊！”
貪官汙吏，為人們所切齒；懲治貪官，曆來大快人心。
濮州刺史龐相壽，是個臭名昭著的貪官。貞觀三年，受到退賠撤職的處分。他上書向唐太宗求情，說自己原是秦王府的人，希望寬恕。唐太宗認為他之所以貪汙，是因貧困，命賜給絹百匹，不予治罪，並回去複職。
魏征立即進諫：“因故舊而徇情枉法是不對的，對貪汙者還要賜給錢物，還讓他繼續當官，無助於他棄舊圖新，改惡從善。秦府舊人很多，如果人人犯法而不受到嚴懲，那麼其他人就不服，親朋故舊就會藐視法律。”
太宗高興地采納了魏征的意見，找龐相壽談話，說：“如今我為天子，是四海之主，不能偏懷自己的親朋故舊，如果重新任用你，別人就會有意見，就不再誠心誠意為國家辦事了。”
那個貪官無言以對，隻好流著眼淚走了。
貞觀四年，太宗告誡各級官吏，不要幹既損百姓又損自己的徇私貪汙的壞事。為了嚴肅法紀，對重大的貪汙犯均處死刑，在行刑時，詔令各地來京官員觀刑。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太宗親自查看囚犯名冊，見有判死刑者，頓生憐憫之心，讓他們回家，到第二年秋天回來受刑。接著頒詔天下，凡死刑犯全部放回家，第二年秋天按期到京城。貞觀七年九月，所放的死刑犯390人，在無人監督和催促的情況下，都按期來到長安報到，無一人逃跑。太宗下詔，全部赦免。
太宗即位以來，不輕易頒布大赦令，尤其反對一年中數次大赦。他認為大赦是赦免了賊人，危害了百姓。大赦還有一個弊端，就是頻繁赦免，使小人存有僥幸心理，從而導致犯罪率上升。太宗引用古人的話說：“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這種想法也是不無道理的，可以真正使法律達到懲戒罪犯的作用。
貞觀大治，最典型的是貞觀四年，這一年，創造了亙古至今判處死刑最少的年份。這是唐太宗治理天下的大智慧，也是中國封建曆史上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