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貞觀年間，共修正史八部：《北齊書》、《周書》、《梁書》、《陳書》、《晉書》、《南史》、《北史》、《隋書》，用司馬遷以來兩千多年的百分之一的時間，完成了全部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說盛況空前。
《增廣賢文》裏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要想把國家治理得更好，曆史的經驗就值得注意和借鑒。人類總是在不斷地總結經驗，不斷發展，不斷前進。治國更是如此，沒有反麵的曆史，國君就不會正視治國的重要性。明智的國君，更重視從曆史中吸取教訓。
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要借鑒曆史，孔子在《春秋》裏的微言大義，表現了他對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貶，也表現了他的儒家曆史觀。春秋戰國時的史書，主要是以《春秋》為藍本衍生出來的《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來曆不很明白的《國語》、《戰國策》等書，很難說是出自春秋戰國人之手，多是西漢時人們偽托或整理。
漢武帝時，統一的大帝國已經形成，總結中國的曆史，用作治國的一麵鏡子，已成為曆史大趨勢，也具備了充分的條件。於是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為一家之言”的曆史巨著《太史公記》就誕生了。該書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三千多年的曆史。東漢班固兄妹作《漢書》，總結了西漢帝國興衰的曆史經驗和教訓。晉人陳壽作了《三國誌》，南朝人範曄作《後漢書》，在五個多世紀的曆史長河中，產生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淵下詔修梁、陳、齊、周、隋、魏六朝正史，未能完成。貞觀三年，太宗下詔重修，任命房玄齡為總監，命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北齊書》，魏征修《隋書》，思廉修《梁書》、《陳書》、《晉書》，由房玄齡主修，後因房玄齡事太多，唐太宗令魏征任主修。私人修史也很活躍，有李延壽修的《南史》和《北史》。
《隋書》主編魏征是貞觀時代的著名諫臣，披肝瀝膽，光照古今，他主編的《隋書》可稱“良史”，材料取自王劭的《隋史》18卷、王胄的《大業起居注》。《大業起居注》因戰亂散失很多，魏征采用了很多補救辦法，他多次訪問在隋朝生活過的老人，特別是訪問了像孫思邈這樣的人。這些人說起他們所經曆的事，就像發生在眼前一樣。魏征注重參考隋代子孫的回憶錄、家譜，通過對照、比較，三人說有兩人相同的，就以兩人為準。對傳聞不取孤證，必須通過校訂能夠印證的方才采納。
《隋書》紀傳多出自顏師古、孔穎達之手，這兩人都是名儒後代。孔穎達是孔子後代、漢代名儒孔安國的直係子孫；顏師古是複聖顏淵後代、南朝學者顏之推之孫，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博學多才，精通文史。魏征進行了全麵的修改和訂正，達到簡潔、明快。在緒論中，對隋朝得失，特別是二世而亡的曆史經驗的總結具有真知灼見。隋書共55卷，於貞觀十年定稿。
《北齊書》主編李百藥是隋末唐初有名的大學者。貞觀六年，太宗拜為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貞觀二年，任禮部侍郎。貞觀五年，和於誌寧、孔穎達、陸敦信在弘教殿講學。他的父親李德在齊國時修創紀傳書27卷，開皇初續寫增多38篇。李百藥以此為基本材料，參考王劭編年體《齊誌》16卷，還參考了其他書籍和資料，於貞觀十年定稿，共50卷。
《周書》主編令狐德棻，博學多才，廣涉經史，是著名的曆史學家，他在西魏史官柳虯所撰《北周起居注》和隋代牛弘的《周紀》18篇的基礎上，征集材料加以補充，於貞觀十年完成，共50卷。
《梁書》、《陳書》的主編姚思廉是著名的史學家。他參考梁朝謝昊的《梁書》、陳朝許亨的《梁史》、顧野王的《陳朝國史紀傳》、陸瓊的《陳書》，主要取材於他的父親姚察在陳、隋之際編寫的梁、陳史遺稿。《梁書》56卷，《陳書》36卷，於貞觀十年成書。
《晉書》由房玄齡署名主編，但參加編寫的人卻很多。晉朝離唐朝的時間較遠，此前的曆史學家已修有晉史二十多種。唐太宗時，有三種已迭，它們分別是沈約、鄭忠、庾銑所編，現存在的有十八種。但質量很差，唐太宗為了總結晉朝短暫的統一後就滅亡的經驗教訓，於貞觀二十年閏二月下詔重修。任命宰相房玄齡為總編，參加的學士很多，後又命褚遂良、許敬宗和房玄齡一起監修，參與的著名史學家有令狐德棻、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18人，分工修撰，采用幾十部正史和稗官野史。正史包括東晉幹寶的《晉紀》、劉宋何法盛的《晉中興書》，這是南朝齊隱士藏榮緒將以上兩書合編的本子。野史，指筆記小說，如幹寶的《搜神記》、偽托陶淵明的《搜神後記》。《晉書》用兩年的時間完成，有帝紀10卷、誌30卷，列傳70卷，載記30卷，共14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