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推崇漢初的三個皇帝，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但是漢高祖殺戮功臣，漢景帝冤誅晁錯，太宗都有所指責；對漢文帝，太宗予以充分的肯定。漢文帝的農本思想、君臣一體思想、人道主義思想、民族德化思想、感化思想都在太宗貞觀之治中得到借鑒和發揚。
貞觀初，群臣建議修一高閣，以避殿中潮濕。太宗說：“漢文帝要修露台而惜十家之產，我德不如文帝，怎麼能說這是為民父母呢？”沒同意修高閣。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馬周上疏：“漢朝文帝、景帝，勤儉愛民，武帝繼承了巨大的財富，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如果高祖之後便傳位給武帝，漢朝怎麼能夠長久呢？”唐太宗稱讚不已。
今人以為《史記》優於《漢書》，唐太宗則特別重視對《漢書》的研究。貞觀時代出現了“漢書熱”，比較有名的著作有劉伯莊的《漢書音義》20卷，他的兒子劉之宏子承父業，繼續研究《漢書》；秦景通兄弟研究漢書，名氣很大，稱“大秦君”、“小秦君”；姚察著《漢書訓纂》，他的兒子姚思廉繼承父業，他是有名的曆史學家，貞觀修史時，主編《陳書》；顏師古注《漢書》120卷，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他的叔父顏遊秦，著《漢書決疑》12卷，被當時的學者稱頌。顏師古就是繼承了叔父和祖父的家學。
唐太宗的曆史觀是借鑒古人，不厚古薄今，堅持今勝於昔的觀點，充分肯定現實的成就。
貞觀五年，唐太宗說：“自古帝王不能經常教化天下，如果國內安定，必有外敵侵擾，現在是遠夷率服，五穀豐登，盜賊不作，內外寧靜，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是大家輔佐的結果，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充分肯定貞觀成就，又不忘曆史的教訓。
貞觀六年，太宗說：“自古君主為善者，多不能堅持。漢高祖是泗水一亭長，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十多年後，由於縱逸，功業就保不住了。漢惠帝是嫡長繼承人，溫恭仁孝，高祖卻偏愛寵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何被囚禁，韓信被貶，既而被殺。黥布等功臣害怕而反叛……我經常居安思危，力求善始善終。”
曆史的經驗為唐太宗處理君臣父子的關係提供了一麵鏡子。
貞觀九年，唐太宗說：“我無為而治天下，四夷威服，不是我一個人能辦到的，實賴諸公之力，當思善始善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燦然可觀，難道隻有隆周、盛漢、建武（東漢光武年號）、永平（東漢明帝年號）才值得稱道嗎？”
房玄齡說：“陛下謙虛，把功勞讓給群臣。根本的是陛下盛德，希望陛下有始有終，天下就能永遠太平。”
太宗說：“我看曆史上撥亂創業的君主都超過了四十歲，隻有光武帝三十三歲。我十八歲起兵，二十四歲平定天下，二十九歲當皇帝，在武功上超過了古人。我從小從軍，沒有時間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明白了教化的根本，發現了治國的方法。行之數年，天下大治，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文治又超過了古代。周秦以來，戎狄內侵，今外族稽首，皆為屈屬，這是懷柔勝過了古人。這三項，我有何德當之，既有此功業，怎麼不善始慎終呢？”
除了總結秦隋的失誤、晉朝的得失、漢朝成功經驗外，唐太宗對其他朝代曆史經驗也有所總結和研究。
貞觀九年，唐太宗對魏征說：“讀完周齊史，末代亡國之君，作惡基本相同，齊國君主好奢侈，府庫所在，全部用完，橫征暴斂。我認為這是饞嘴的人自己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完了，人也就死了。君主賦斂無度，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國君就要滅亡了，齊國的國君就是這樣的。”
唐太宗以史為鏡，專門寫了一篇叫《金鏡》的文章，吸取曆史的教訓，提出治國的方略：
“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睹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斂之征，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
唐太宗治國，能站在曆史的高度來看待自己的權力。唐太宗以史為鑒，善於吸取曆史的教訓，並對各朝代的曆史經驗進行總結和研究，所以能避開各國的亡國之道，開創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