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是我國北方的一個古老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時期，突厥族就已逐漸發展壯大，曾建立了人數多達“數十萬”的軍隊。隋末唐初時不斷侵擾中原邊境，百姓深受其苦。
唐太宗李世民作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皇帝，不僅以善於知人、用人，勇於納諫改過而名垂後世，他還善於謀大局，事事從大局著眼，不因小失大。有時甚至為了得到更大的勝利而不惜向胡狄之國稱臣納貢。其忍耐之功甚是值得世人學習和借鑒。
在唐高祖武德年間和太宗貞觀初年，唐朝對北方的突厥族采取卑屈迎合的政策，向突厥可汗稱臣納貢，以便換取突厥對唐軍的支持。正是這一招緩兵之計的巧妙運用才換得了前線戰爭的勝利，從而為唐王朝統一全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隋朝初年，突厥族內部出現鬥爭，導致統治集團分裂為東西兩部，其中東突厥不久便被隋朝軍隊打敗，向隋文帝稱臣，並且每年交納貢賦；西突厥也因為內部的動亂而一度衰落。可是到了隋朝末年，天下大亂之際，東、西兩大突厥部落重新崛起，勢力又一次得到迅速發展，一躍成為雄踞漠北、力控西域的強大集團。它的雄起對中原地區勢必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威脅。
唐代曆史學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就有對於突厥的衰而複興的記載：“（突厥）又更強盛……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麵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盡契丹，西盡吐穀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
這段文字中不僅描述了當時突厥族的強盛，而且還提到了李淵在晉陽起兵之前，曾派劉文靜攜帶厚禮重金前往突厥表示友好，實際上是表示臣服，以換取突厥對李氏集團的支持和援助。正如史書所載，李淵父子在起兵之前，突厥軍隊突然襲擊晉陽，突厥人在晉陽城裏燒殺搶掠，弄得雞犬不寧。李淵父子通過這次事件已經意識到突厥這支可怕的力量，如果不與它搞好關係，那以後肯定遭滅頂之災。
為了消除後顧之憂，李淵父子與大臣劉文靜商議後決定，由李淵親自給突厥始畢可汗寫了一封卑辭修好的書信，並且帶上厚禮，派劉文靜前往突厥進行談判。
劉文靜到達突厥後朝見始畢可汗，始畢可汗趾高氣揚地問道：“今唐公起事，意欲何為啊？”
劉文靜回答說：“皇帝廢塚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
劉文靜這次抓住突厥可汗貪財圖利的弱點，向其許諾攻入京師後所有財帛金寶歸其所有，當然正中始畢可汗下懷。因此，始畢可汗聽了劉文靜的回答後立即同意了這種分配方式，他派出大將康鞘利率領兩千騎兵，跟隨劉文靜前往太原，並獻出千匹戰馬以示友好。
無疑劉文靜這次出使突厥是成功的，雖然表麵上李世民父子向突厥表示了臣服，但實際上他們已經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消除了爭奪天下時來自突厥的威脅。因此，當劉文靜不辱使命地回到太原時，李世民父子高興地說：“如果不是先生善於辭令、機敏過人，我軍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收獲呢？”
如果從人數上來說，始畢可汗派出的這兩千人就打仗而言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從實際效果來看，李淵父子正是借助其聲威，以作聲援，打通了突厥這一關，解決了自己的後顧之憂，這種隱忍對剛剛起步的李氏集團來說，是非常值得的。
突厥人看到李淵等人對他們的話總是言聽計從，因此也就逐漸地得寸進尺起來。始畢可汗常常找出頗多借口，要李淵進貢財物，“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這裏所謂的“優容”，實際上是說由於實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滿足對方的貪欲，對突厥的各種無理要求不敢有違抗。可見形勢十分被動。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去世，為了表示哀悼，李淵作為當時的一朝之君，他決定“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吊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吊處羅（可汗），賜物三萬段”。這種隆重的禮節隻有在國君死時才詔百官吊喪，而李淵和李世民父子為了穩住突厥，同時也是為了和新的突厥統治者處理好關係，這種隱忍的策略在當時也是別無選擇的。
盡管唐與突厥一直保持著這種臣屬的關係，但是突厥軍隊仍然到處進行搶掠，而唐軍和那些地主將官則是不敢加以約束。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突厥處羅可汗率軍助李世民攻打劉武周，結果在並州城內大肆搶奪美女，並州總管李仲文竟是毫無辦法。同年秋，處羅可汗死，唐高祖李淵仍是以臣禮致吊，仍詔百官到其使者處吊喪，可見唐的勢力仍是處於突厥的下方。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侵犯唐所管轄的原州、隴州、並州等地，邊關連連告急。有人向高祖李淵建議道：“突厥之所以常常侵犯關中，就是因為長安有眾多的子女玉帛，如果我們把這些子女玉帛遷到別處，定都他處，突厥自然就不會再來了。”李淵覺得此話有理，他派宇文士及到樊城、鄧縣一帶尋找建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