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虛歲二十的斯當東重返中國，在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充任書記員。在中國的十多年裏，一方麵，斯當東從書記員一直做到了貨頭委員會主席，全麵負責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另一方麵，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這個古怪又古老的帝國，他的研究從翻譯帝國的法律開始。隨著研究的深入，斯當東成為全世界對中國最了解的人之一。甚至可以說，他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這些中國人既包括乾隆的繼承者嘉慶，也包括普通官員和百姓。人到中年的斯當東回憶起早年的中國之行時，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的父親和馬戛爾尼，認為他們對這個國家的估計過於樂觀。用佩雷菲特的話來說，那就是：“他熟知天朝的一切，從未被它所迷惑，可能他在設法為小時候自己從事的流了產的事業報仇。”
然而斯當東意想不到地在這個國家遭受了第二次屈辱，這第二次屈辱比第一次更甚。
那是1816年，英國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之後，實力遠比馬戛爾尼時代更強大——對外，擊敗了稱雄一時的拿破侖；對內，工業革命迅猛發展，這個國家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海外市場。為此，英國方麵準備再派一支使團前往中國，目的仍然和馬戛爾尼一樣。使團由阿美士德率領，斯當東則是副使的最佳人選。
清朝方麵對斯當東這個曾被乾隆接見過的夷人深懷畏懼，在他們看來，一個夷人處心積慮地學習天朝的語言與律例，完全就是圖謀不軌的直接證據。有關方麵獲知斯當東將擔任副使時，強硬地向英方提出：隻準斯當東留在廣州。但這種強硬立場並未起到任何作用，斯當東又一次來到了久違的北京。斯當東對這次出使沒抱多大希望，正如此前的一份報告中說的那樣：“中國政府變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時候都不願接見外國人，哪怕隻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國人。”此時的天朝，比20年前的乾隆時代更顯頹唐。這個中國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就像若幹享國較長的王朝那樣，已然進入由治而亂的天道輪回。作為帝國這艘巨艦的掌舵人，嘉慶無論個人能力還是個人魅力，都與其父相差不可以道裏計。對英使的來訪，他明確表示“總之朕不悅此事”。
嘉慶和後來的道光、鹹豐等幾個清朝君主，往往以祖製為由拒絕與西方正常交往。其實，所謂祖製大多時候是一個借口，最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沒落的天朝一麵盲目自大，一麵又對陌生事物深懷恐懼；既自滿於萬世一係的太平盛世的彌天大夢，又自畏於洋人的奇技淫巧和無君無父的駭人思想。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人為地把中國與世界割裂。如其不能，也要盡量減少中國和世界的接觸。對統治者來說，維持穩定最便宜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閉關鎖國：既不能讓牆外的風吹進牆內，也不能讓牆內的人看到牆外的花花世界。因而斯當東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比第一次注定了更加失敗的結局，並且失敗得更加屈辱和難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