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交融的大背景，決定著《管子》一書的特色。不同於道家的《老子》《莊子》，儒家的《論語》《孟子》等等，《管子》的顯著特色，是它思想的融通性。可以說，它是一部彙聚百家學說的著作。在《管子》中，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如《牧民》篇稱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稱“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還是《牧民》篇，稱“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也”，與《老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頗為相符；可以看到法家的思想，如《權修》篇稱“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頗似《商君書》的口吻；還可以看到陰陽家的思想，如《幼官》和《幼官圖》兩篇，其努力將人事行為限定於順守時令的用心，正是陰陽觀念的硬核；此外，墨家的非攻言論，農家對地利的籌劃，兵家的戰事計謀等等，都能在《管子》中分明地嗅到它們的氣息。因此，《管子》一書的學術性質難定，說它是道家，它有儒家的內容；說它是法家，它又有黃老的思想。它的統一性，不表現在思想內涵的一致，而表現在成就霸主、帝王目標的確定。為了這一點，什麼學術思想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然而，這決不意味著《管子》是一部雜湊的書。《管子》的融通百家，是為齊國打造一個帝王、霸主的學術，這正是統領全書的中心。書中關於帝、王、霸等等的言論頗多，就是明證。那麼，這是否就可以說《管子》隻是融彙，就沒有屬於它自己的新內容了呢?不是。在融彙中，《管子》作者也發展了某些思想。例如道家思想，在《管子》的《白心》《內業》和《心術》諸篇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思想由《老子》向“黃老道家”的轉移。舉例言之，《老子》中的“我無為而民自化”之類的言語，在上述黃老諸篇中，已變成“君主無為而臣下有為”式樣的言論。《老子》是“君”與“民”相對而談，在黃老則是變成“君”和“臣”的相對，其間的變化不是很大的嗎?這也恰恰可以看到《管子》帝王術的特質。
在《管子》諸多思想的表述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富國”主張。這部分內容，一般稱為“輕重”理論，簡單地說，就是利用市場物價波動的規則，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例如糧食與貨幣，當年成好的時候，糧食豐收，同樣的錢能買好多糧食，如此就可以說，糧食為“輕”，貨幣為“重”；相反，若糧食歉收，則貨幣就“輕”，糧食就“重”。孰輕孰重，變動不居，國家的統治者應當順時而動，把握時機，爭取在這樣的波動、變化中成為最大利益獲得者。類似的觀點曾流行於戰國東方一些國家，但像《管子》這樣集中深入地加以論述，則實屬罕見。說到《管子》的經濟思想，它的一些觀點真有些出人意料。例如《侈靡》篇說：“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雞蛋雕一雕花再煮了賣，木柴刻紋後再賣了去燒，這樣的說法，直到很晚近的時期，人們才意識到，原來是在表達一種消費可以刺激就業的經濟論。多少年人們讀不懂它，是因它與古代主流的節儉的經濟觀念差異太大。
戰國時期在當時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分別形成了兩大經國理念係統：一是西部商鞅變法所形成的以“重農主義”，具體說是以重小農經濟為核心的法家治國主張；一是《管子》所表現的以“輕重”之術為核心的治國方略。前者表現為絕對“富國強兵”的政治取向。據《商君書》表達的政治邏輯，小農窮困懦弱，就便於利用；利用的手法就是“驅農歸戰”，其具體路數即：利用國民獲得土地的欲望，以軍功爵位吸引農民投身戰場，以“首功”換取土地。為達到這一目的，國家必須嚴厲實施“利出一孔”的政策，即嚴厲禁絕民眾從事其他可以致富的生業。後者，即《管子》的所陳述的經國理念，強調利用市場、利用糧食鹽鐵等重要物資的價格波動，使政府在財政上獲得最大利益。《管子》也強調“富國強兵”，可是，《管子》的“輕重”之術畢竟是要利用市場、利用市場的價格波動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允許民眾獲利。請看《輕重乙》篇這樣一段文字：
“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盡。”管子對曰：“不可。令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壞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當為“七”），君得其三。”
這種與民“三七分利”的設想，是將國家的富強與工商業者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因為《管子》的作者認識到，若沒有生產者的積極性，社會財富就不會真正的增長。因此，《管子》中的“富國”論是一個兼顧民間利益的“富上而足下”的“上下俱富”論。這是《管子》學派與法家治國言論的重要不同。因此，可以稱《管子》的政治經濟主張是“有限的富民論”。然而，曆史的實際卻是，從秦漢開始，王朝政治主要采取的是法家的“富國強兵”理論；如此，後世的人們對《管子》的“輕重”之術陌生，對“雕卵然後瀹之”不解，也就很自然了。然而，《管子》政治思想的出現，正顯示了春秋戰國時代曆史文明進展所達到的廣闊與深厚。
強調以“輕重”之術經營國家的《管子》，在戰國這樣一個鐵血殺伐的時代，還提出了征服天下的另一種設想，那就是“商戰”之說。在《輕重甲》篇中提到“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等“五戰”之說。在《輕重戊》篇中，《管子》學者曾設想以“綈”的市場價格的變化，在經濟上打垮“魯梁”之國，令其無條件“請服”。戰國實際發生的征服是軍事，是擴展“土地”與“人民”，《管子》的“商戰”之說，則著眼於市場的大勝。這樣的說法在當時固然隻是設想，然而卻是與鐵血殺伐完全相異的想法，顯示的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思想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