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亦可以說，蜂蟻的性含蘊有群，是有群的是蜂蟻的性。不過人之所以為人，而又異於蜂蟻者，在其有覺解。不但是社會的是人的性，人並且能覺解是社會的是人的性。他有此等覺解而即本之盡力以做其在社會中應做的事。此等行為即是道德的行為，有此等行為者的境界即是道德境界。
由此方麵來看，社會並不是與個人對立的，更不是壓迫個人，限製個人的。它是人盡性所必須有的。說至此，我們必須對於另一派的政治社會哲學，略做批評。一部分道家學者以為萬物都自為，但於其自為之中，即有為他的效用。人各為其私，但其為私，於其無形中即有為公的效用。另一部分道家學者以為，人本來都有自發的道德行為，順其自然，人的行為自然是合乎道德的。無論照哪一部分的道家的說法，國家社會的組織，以及法律道德的規則，都是一種不必要的惡。有了這些組織等，人的自由，即受了不必要的限製；人的行為，即受了不必要的束縛。所以法律道德，是一種不必要的規則；國家社會，是一種不必要的組織。簡言之，它們都是一種不必要的惡。
嚴格地說，這一派的哲學家，可以說是不要國家，而不是不要社會；是不要法律，而不是不要道德。他們的理想的社會，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自然有道德的行為，或有合乎道德的行為，用不著國家的強製，法律的製裁。他們以為這種社會，是理想的社會，這是可說的。但以為原始的社會，即是這種社會，這是大錯的。這種社會，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精神的創造。所謂自然的調和，事實上是沒有的。
大部分的革命家所持的革命理論，都多少以此類的政治社會哲學為根據。如盧梭說：“人生來都是自由的，但現在到處都在鎖鏈中。”美法革命時代的革命家大都如此說。中國清末民初革命時代的革命家，亦大都如此說。這些革命家，都要從社會製度中，把個人解放出來。從所謂“吃人的禮教”中，把個人解放出來。
所謂從社會製度中，把個人解放出來者，照字麵講，是一句不通的話。其不通正如一個人以為，一條梁受上麵屋頂的壓迫，於是把它從房子中“解放”出來，而仍說它是條梁。但是一條梁若離開了房子，它即隻是一根木料，而不是一條梁了。不過所謂要把個人從社會製度中解放出來者，大概不是可以如此照字麵講的。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說：要把個人從某種社會製度中解放出來。這並不是說，不要社會，不要社會製度；而是說，要以一套新的社會製度替代舊的社會製度。
某種社會製度，在某種勢下，本來是使文化可能所必需的。但於某種勢有變時，某種社會製度，不但不是文化可能所必需，而且反成了文化進步的阻礙。對於文化的進步說，如某種社會製度，成了阻礙，則對於個人的自由說，某種社會製度，即成了束縛。所謂把人從某種社會製度中解放出來者，即解除此種社會製度的束縛，而去其阻礙也。解除此種社會製度的束縛，並不是不要社會製度，而是要另一種社會製度。此種新社會製度，因其合乎新勢，所以不是一種束縛、一種阻礙，而是文化可能所必需。比如，在冬天的時候，人必穿棉衣，在其時棉衣是人的生活所必需。但天熱以後，棉衣卻成為一種負擔、一種阻礙，人非從其中“解放”出來不可。這些都是由於道家所謂“時”，我們所謂“勢”。離開時勢，我們不能憑空地說，我們應該要哪種社會製度。猶之乎離開天氣的溫度，我們不能憑空地說，我們應該穿棉衣或單衣。其憑空地如此說者，其所說都可以說是“戲論”。
我們亦可以說，蜂蟻的性含蘊有群，是有群的是蜂蟻的性。不過人之所以為人，而又異於蜂蟻者，在其有覺解。不但是社會的是人的性，人並且能覺解是社會的是人的性。他有此等覺解而即本之盡力以做其在社會中應做的事。此等行為即是道德的行為，有此等行為者的境界即是道德境界。
由此方麵來看，社會並不是與個人對立的，更不是壓迫個人，限製個人的。它是人盡性所必須有的。說至此，我們必須對於另一派的政治社會哲學，略做批評。一部分道家學者以為萬物都自為，但於其自為之中，即有為他的效用。人各為其私，但其為私，於其無形中即有為公的效用。另一部分道家學者以為，人本來都有自發的道德行為，順其自然，人的行為自然是合乎道德的。無論照哪一部分的道家的說法，國家社會的組織，以及法律道德的規則，都是一種不必要的惡。有了這些組織等，人的自由，即受了不必要的限製；人的行為，即受了不必要的束縛。所以法律道德，是一種不必要的規則；國家社會，是一種不必要的組織。簡言之，它們都是一種不必要的惡。
嚴格地說，這一派的哲學家，可以說是不要國家，而不是不要社會；是不要法律，而不是不要道德。他們的理想的社會，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自然有道德的行為，或有合乎道德的行為，用不著國家的強製，法律的製裁。他們以為這種社會，是理想的社會，這是可說的。但以為原始的社會，即是這種社會，這是大錯的。這種社會，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精神的創造。所謂自然的調和，事實上是沒有的。
大部分的革命家所持的革命理論，都多少以此類的政治社會哲學為根據。如盧梭說：“人生來都是自由的，但現在到處都在鎖鏈中。”美法革命時代的革命家大都如此說。中國清末民初革命時代的革命家，亦大都如此說。這些革命家，都要從社會製度中，把個人解放出來。從所謂“吃人的禮教”中，把個人解放出來。
所謂從社會製度中，把個人解放出來者，照字麵講，是一句不通的話。其不通正如一個人以為，一條梁受上麵屋頂的壓迫，於是把它從房子中“解放”出來，而仍說它是條梁。但是一條梁若離開了房子，它即隻是一根木料，而不是一條梁了。不過所謂要把個人從社會製度中解放出來者，大概不是可以如此照字麵講的。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說：要把個人從某種社會製度中解放出來。這並不是說，不要社會，不要社會製度；而是說，要以一套新的社會製度替代舊的社會製度。
某種社會製度，在某種勢下，本來是使文化可能所必需的。但於某種勢有變時，某種社會製度，不但不是文化可能所必需，而且反成了文化進步的阻礙。對於文化的進步說，如某種社會製度，成了阻礙，則對於個人的自由說，某種社會製度，即成了束縛。所謂把人從某種社會製度中解放出來者，即解除此種社會製度的束縛，而去其阻礙也。解除此種社會製度的束縛，並不是不要社會製度，而是要另一種社會製度。此種新社會製度，因其合乎新勢，所以不是一種束縛、一種阻礙，而是文化可能所必需。比如，在冬天的時候，人必穿棉衣，在其時棉衣是人的生活所必需。但天熱以後，棉衣卻成為一種負擔、一種阻礙，人非從其中“解放”出來不可。這些都是由於道家所謂“時”，我們所謂“勢”。離開時勢，我們不能憑空地說，我們應該要哪種社會製度。猶之乎離開天氣的溫度，我們不能憑空地說，我們應該穿棉衣或單衣。其憑空地如此說者，其所說都可以說是“戲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