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式教授的新著《中國不可無嶽飛》一書已經脫稿，即將問世。我有幸對原稿先睹為快。作為嶽氏宗親，對於這位七十年來一直關注宋代史事、嶽飛史事的高齡史學家，樂意作一番必要的介紹，以供閱讀此書的廣大讀者參考。
據我所知，在史式教授的少年時期，抗日戰爭爆發，他棄學而參加抗戰，從此失學，以後全靠長期堅持業餘自學，終於成為一位海內外知名的曆史學家，以倡議海峽兩岸史學家合撰一部中華民族的新史書與重寫中華古史而聞名。他之所以選擇自學曆史，也與嶽飛史事有關。當抗日戰爭爆發之時，全國各地到處都貼著嶽飛所寫的“還我河山”四字的標語。“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的《滿江紅》歌聲響徹雲霄。他當時覺得震驚，想不到八百年前嶽飛抗金的史事對後世竟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能夠如此鼓舞士氣，能夠如此振奮人心。“丹心一片棲霞月，猶照中原萬裏山”，嶽飛短促而悲壯的一生事跡，作為中國人，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不管什麼時代，隻要國家有難，敵騎踏進中原的時候，大家就會想起嶽飛來。嶽飛盡忠報國、還我河山的精神早已超越時空，成為中華民族永不泯滅的民族精神，流傳千秋萬世。他從探討嶽飛的史事開始，從此走上了自學宋史、自學曆史的道路。
史式教授雖然不是我們的嶽氏宗親，但是嶽氏宗親中很多人都知道他，都認識他，都敬佩他。因為七十年來，他再三呼籲，公開提出，要為嶽飛作徹底平反（第一次平反是平“謀反”之反，徹底平反是平“愚忠”之反），要為謀害嶽飛的主犯趙構增鑄一尊跪像，永遠跪在嶽墓之前，成千秋正義之創舉，立價值重估之豐碑。他的這些想法，這些說法，得到不少嶽氏宗親的共鳴。史式教授認為：嶽飛並未謀反，他的這件“謀反”冤案，在他被害的20年之後，已由宋孝宗趙昚為他平反了，史書中已經記載得明明白白，不必多說，這是“第一次平反”。但是後來又產生了嶽飛對皇帝（趙構）盡愚忠的說法。因為在後人為紀念嶽飛所寫的文章中，在民間文藝活動中——主要是說書與演戲——都不乏誤解嶽飛之處，那就是說嶽飛有“愚忠”的言行。一般情況下，這屬於誤解，並無惡意。但在明、清兩代，卻有專製王朝禦用文人插手的痕跡，那就不止是誤解，而有醜化嶽飛之嫌，需要據理反駁，這就是要為嶽飛的“愚忠”平反，也就是“徹底平反”了。史式教授在《石達開新論》一書中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破千秋疑案，雪百代沉冤，讓曆史恢複本來麵目，提供今人與後人借鑒，這是曆史學家無可推卸的神聖職責。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七十年來，他四次公開提出倡議，要為嶽飛徹底平反，要在嶽墓前增鑄主犯趙構的跪像。第一次提議是上個世紀的1942年，地點是在廣西桂林。這已經是七八十年前的舊事，知道的人已經不多了。倡議發在桂林《力報》上，那時候他是《力報》記者，編輯是聶紺弩先生。當時正處在對日抗戰時期，大後方人人痛恨日本侵略者，人人崇敬民族英雄嶽飛，這種倡議，自然會得到人們的讚同，沒有什麼爭議。可是嶽墓在杭州，嶽廟在湯陰，全在淪陷區，跪像鑄在哪裏呢？倡議落不了實，隻能是紙上談兵。
第二次提議的時間是1988年5月24日，地點是在北京，倡議發在民革中央《團結報》第三版上。該報社長王奇先生是史教授的老友，對此事很感興趣，親自動手對此文作了修改，並且組織了一次書麵討論。多數讀者衷心讚成這一倡議，但有少數人主張對曆史上的皇帝應該留點麵子。
第三次提議的時間是2000年2月，史式教授在北京《今日中國》雜誌2月號“史式談史”的專欄文章中，再提這一倡議，在文中特別說明，“為嶽飛平反”不是平“謀反”之反，而是平“愚忠”之反（也就是“徹底平反”），並且舉出中外曆史上許多懲治帝王的事例，外國有把國王直接送上斷頭台的，我們不過是為賣國的皇帝鑄一尊跪像，僅僅是口誅筆伐的性質，有何不可！此文發表之後，得到不少海內外嶽氏宗親的響應，接到他們的電話和來信，史教授和其中的有些人還因此建立了友誼。
第四次提議的時間是2004年4月，重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史式談史”叢書，其中有一本《古來冤案知多少》，就以嶽飛的冤案為例，詳細論述為什麼在一人專製的皇帝製度之下，冤案特別多的根本原因，書中再一次提出為嶽飛徹底平反與豎一尊趙構跪像的倡議。不久之前，他的重要著作《我是宋朝人》一書由大陸的陝西師大出版社與台灣的遠流出版公司先後出版，又一次把嶽飛的冤案作為全書的重點篇章來論述，引人注目。
出版這部《中國不可無嶽飛》一書是史式教授此生的一大夙願。他因為終身自學，養成勤奮的習慣，今年雖已89歲，望九高齡，但是視力、聽力、記憶力、工作效率與自己的中年時期相比，未見有明顯減退，至今成果累累，每年都有新書出版，每月都有論文發表。此書的出版，讓我們能夠撥開曆史的迷霧，從此看清嶽飛冤案的曆史真相。他從老一輩史學家羅爾綱先生那裏所學到的考證本領令人佩服，可以說，經過他的考證，能使已經死去千百年的古人在我們麵前複活。在他客廳裏掛有一幅立軸，是他的一位老友、現代書法家胡寄樵先生所寫的他自己的一首小詩，詩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