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正文之前，另有“列聖訓典”、“至聖世紀”兩類。“列聖訓典”記清朝曆代皇帝對山東的指示；“至聖世紀”是孔子的年譜。將它們放在各卷之首，是表示尊崇的意思。
大部分府、州、縣誌並不是像《（光緒）山東通誌》這樣的鴻篇巨製。有些誌書隻有十卷、八卷甚至一卷、兩卷，但是內容大體相似。例如《（嘉靖）太平縣誌》（浙江溫嶺）隻有八卷，其中“地輿誌”二卷記地理；“食貨誌”一卷記經濟；“職官誌”二卷記官製和曆代任職官員的姓名；“人物誌”二卷記曆代名人；“外誌”和“雜誌”一卷記雜事、軼聞。以“簡”聞名的《（正德）朝邑縣誌》（陝西朝邑）隻有兩卷七個類目，上卷分為“總誌”、“風俗”、“物產”、“田賦”四類；下卷分為“名宦”、“人物”、“雜誌”三類。
這樣多姿多彩的內容顯然無法用單一的形式來表達，所以，地方誌在體裁上也是兼采了多種著作體裁的長處。從上麵《（光緒）山東通誌》的例子可以看到：它用地圖來表達山川城鄉的位置和距離；用編年史的形式敘述曆朝大事和各種事物的沿革變遷；用表格來列舉文武官員和舉人、進士的姓名、簡曆；用目錄的形式介紹當地人的著作和當地文物；用傳記的形式記載名人事跡；用隨筆、雜著的形式記錄軼聞、雜事。還有不少地方誌在“藝文”部分，仿照詩文集的形式編錄、讚頌當地名勝古跡或反映當地民情風俗的詩詞和文章。地方誌的體裁，同樣體現了“綜合”的風格。
三、地方誌的第三個特點：資料性
地方誌的主要任務是記錄事實，積累資料。
許多地方誌出於名家手筆，寫得文采動人。但是它不同於文學作品。地方誌必須準確地反映事實，絕不允許想象和虛構。如《（同治）竹溪縣誌》（湖北竹溪）卷十六記1862年的一次極光，這是一段優美的散文，而地點、時間、方位、過程、情狀都十分確鑿、具體：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大如月，色似爐鐵，人不能仰視。初出，聲淒淒然，光芒閃爍。頃之，向北一瀉數丈，欲墜複止，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然銀瓶乍破，傾出萬斛明珠，繽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許始沒。沒後猶覺餘霞散彩，屋瓦皆明。
地方誌隻回答“是什麼”，不回答“為什麼”，它的任務不是闡述理論或探討規律，這是它同一般科學著作不同的地方。當然，編寫地方誌的人，對人、事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看法。從地方誌的字裏行間，編纂者的立場、觀點處處可見。例如，將皇帝的訓示放在卷首，或大量記述女子“未嫁殉夫”之類，顯然意在宣揚封建的綱常倫理，但它的觀點都是貫穿在材料的取舍或事實的敘述中，絕少由編纂者站出來發議論。有些嚴謹的編纂者還一一注明資料的來源出處，以備後人查考。一般科學論著都是圍繞一兩個主題思想或中心論點來組織材料，安排章節。地方誌卻基本上是類似上述的《山東通誌》、《太平縣誌》、《朝邑縣誌》那樣，橫分若幹門類，各類相對獨立，並沒有什麼中心論點貫穿其間。它的編排原則是便於查找，這正是資料書的特色。
參與修方誌的，都是熟悉當地情況的人，正如清朝的張恕所說的：“以一鄉之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較確而論說亦較詳也。”（《鄞縣誌序》）官修方誌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持，更可以利用一般人接觸不到的官方文件檔案，可以調動更多的人力開展實地調查。因此，地方誌中許多記載根據的是不見於他書的第一手資料，切實可信，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
四、地方誌的第四個特點：連續性
地方的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行政區劃常常變更，新的事物在不斷出現，人物代代更替，戶口、田畝、賦稅年年都不同……所以，編修地方誌不可能一勞永逸；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資料陳舊過時了，方誌就需要重修。曆代中央政府為了能準確、及時地掌握地方的情況，往往下達行政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編寫新誌。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一般隔幾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災荒或戰爭引起社會大變動以後，重修誌書的要求就更為迫切。我國大多數地方都曾多次編修地方誌。多的像江蘇常熟，在明、清兩代曾修誌二十幾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